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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正猛：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慈善思想|公益反思专栏 叶正猛   公益慈善周刊   Yesterday 编者按 新湖慈善基金会虽是新近设立的，但秘书长叶正猛先生却在很久之前就“涉足”慈善了，小编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他于35年前发表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大作。文章从一个侧面研究、阐述了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慈善思想，今天读来仍觉意蕰深刻，特在此转发。   仁者爱人推己及人 ——谈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前前后后 作者：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杜甫是我们祖国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现实主义的诗作“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茅屋》）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诗人以高超的叙事艺术，真切地描写了自己晚年寄寓他乡的穷愁潦倒的悲惨生活，并推己及人，想到社会上众多受苦的人，提出了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南宋诗人郑思肖曾画过一幅《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图》并题了一首诗：“ 雨卷风掀地欲沉，数间茅屋苦饶舌。浣花溪路似难寻，说杀少陵忧国心 ”。昭示了杜甫诗中所表现的深刻的主题思想。郑思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怀有“与大众同生死，同粥饭，同行住坐卧”，“我安，大众未安，我决不敢独安”（《十方禅刹僧堂记》）的理想，他从忧国忧民的高度理解《茅屋》中的思想意义，的确十分肯綮。虽然后世对《茅屋》诗中“寒士”所指有所争议，但大多数论者对诗中表现诗人高度的思想境界，艺术地体现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美德是十分肯定和赞赏的。 傅庚生在《杜诗散绎》前言中说：“诗人杜甫不只在诗歌的创作上给我们留下了丰盛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诗歌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茅屋》这首诗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就是诗中表现的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可喜的是，这种民族美德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绝非《茅屋》所仅有，在《茅屋》诗的前前后后，我们发现有不少影响杜甫特别是受杜甫影响的作品，在思想上、创作上十分明显形成子一条迭相承继、发扬创新的红线，丰富而形象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

法治浙江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原洞头县委书记、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现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叶正猛近日提笔挥就长篇，深情回忆当年“温州模式”传播往事。现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春色满园关不住 ——回忆“温州模式”传播往事 叶正猛 今年6月底的一个清晨，我从微信里收到好友张仁寿教授发过来一篇电子版文章《我对温州模式的跟踪研究》。仁寿兄是经济学家，此文写得既洋洋洒洒又满怀深情。他在给我微信附言中说，这是温州市政协的约稿，在加拿大旅居时抽空写成，并特别提示“文章最后部分提到你”。我读罢他的文章，不由回想起当年的我似乎真有一个如他在文中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的“头衔”。他建议我作为“当事人”也应该写一篇有关“温州模式”的回忆文章，这便是我撰写本文的重要起因。 1994年底，我从洞头县委书记任上调到温州市委办工作，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分管接待工作，协助党群书记联系宣传口。当时，全国各地来温州学习“取经”正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为了利用好“送上门来的”对“温州模式”的传播机会，我不得不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多用功，阅读有关温州模式研究论著，也重视对温州经济的调查研究。而后，钱兴中同志担任市政府市长，我转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也许是缘分，也许是错爱，钱市长特别喜欢我的文字，而一份信任十份责任，我就更不敢懈怠了，更加努力去思考研究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此期间，我撰写了不少有关温州经济的文章，其中《温州机制探秘》一文，还获得了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自己亲历的几个有关“温州模式”的传播活动，往事历历在目，心情依旧有几分激动，也感觉有些特殊的意义。 一、费孝通先生第三次考察温州 在我看来，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三写温州（被媒体称之为“温州三部曲”），对于肯定、传播“温州模式”都是最重大的事件。2005年4月，费孝通——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泰斗，在北京溘然长逝，国内媒体即采访了温州市原市长钱兴中，他说：“费老和温州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如果没有费老三访温州，温州不可能会有现在这样的名气。”这是老市长的肺腑之言！历史地看，费孝通对温州经济发展的三次考察访问和发表的三篇大作，对于支持和肯定“温州模式”，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钱兴中市长向费孝通先生汇报温州...

77-78级大学生:一个时代的符号 炉边夜谭   1周前 点击上方  ▲ 蓝字     关注 炉边夜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 1977、1978级大学生（下文简称77级、78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77届录取率是1%。 虽然两届学生入校、毕业都是同一年，但还有一些不同之处。77级考试方式特殊，录取率之低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 　　 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而且年龄大的老三届，他们的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毕业生高出100分左右。录取去向也重点在师范院校。 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比之77年，相对容易多了，许多在77年没有考上的，都在78年考取了。所以把78届比作银，而把77届比作金，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