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七七中文”!/We're the "77 Chinese"!

题目有点调侃 —— 我于一九七六年温州五中高中毕业后，在母校当代课老师，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是 28.5 元，温州话读成二十八个半，所以代课老师之间互相戏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据后来有人统计，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两个阵容最大，除了知青，就是代课老师，文革及文革后中小学新进学校的除了父母退休“顶替”的，都是代课老师，能当代课老师的总归还算知识好点的。十八九岁有了一份高雅的工作，加上我的性情十分符合当老师，自觉学习、认真教书、热爱学生，兼做学校团委的工作，那时日子过得非常惬意的，憧憬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回想起来，确实没有像现在有些回忆文章说那时在期待恢复高考，照十年文革后当时的“定势思维”，还真不知道大学是用来“高考”，或许在正式恢复高考之前，我们这年龄段的压根儿就没有听过“高考”这个词，可怜吧？ 一九七七年的这场高考确实非常特殊，可以是古今中外的唯一。首先，这场考试时间“大约在冬季”。印象在七七年的九月底，学校教务处的老师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可能要恢复高考，与其说十分兴奋，倒不如说是一头雾水（现在有回忆文章说七七年初就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莫非北大、清华都是这些人考上的，呵呵。）经过十天、半个月的酝酿，慢慢地缓过劲来。十月下旬的样子正式公布，浙江是分两次考试，先是“初试”，老师说这不是选优，而是“初筛”，因为十年积淀，也没有学历资格要求，参加的高考的人非常多。考了语言、数学两门，初试算“轻松”过关。接下来迎接正式考试。说是复习，其实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可以说，七七高考是一次不用怎么复习的高考，这也是又一个“唯一”不？主要凭原来有多少能耐，再加上一点“运气”。 说来可怜，我从一九六六年小学入学到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中小学十年满满当当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吻了合。好在家教很严，没有盲从当局宣传的“张铁生白卷英雄”、“黄帅反潮流小将”的一套，还是没有完全荒废学业。特别是中学时代遇上几个年纪大点的文学青年小范围读书交流不亦乐乎。中学时因为一直是学生干部，图书馆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可以进书库挑书，当时允许看的文学书大多借来看了，直到有一天发现图书馆最里面一个小门进去都是堆着文革认定的“禁书”，我就找了古典文学类的书，居然图书馆老师也悄悄地给我开了后门，直到当了代课老师一直在享受着这待遇（多年后，我参加工作了，母校一个老师得知图书馆要处理掉一批旧书，他很有心...

今年夏天反常的炎热，春夏间也特别潮湿。前几天购得一套钱谦益的《有学集》，插入橱中书列中去时，发现几年安然无恙的书籍竟霉迹斑斑。肉疼得很，花了两个双休日，把发霉的部分书刊搬到阳台上边曝书边打扫，用刷子刷，用干布揩拭。酷热也顾不得了，汗流如浆，半是因为懊悔。懊恼自己太懒惰，常翻动翻动也不至于此。 只因书橱靠山墙，三夹板受潮发霉使一套中华书局版 25 册的《全唐诗》遭了灾。我买过两套中华版的《全唐诗》，在 70 年代末路经上海为师院同学买了一套， 25 册仅 39 元。那位同学爱读唐诗，可是一不小心从了政，早已是某地级市的秘书长，不知道现在还读唐诗否？书不经常翻动免不了发霉被虫咬。我想那同学多才而勤奋，官场周旋之余必定开卷吟哦不已，那一套不至于让我担心罢。家里的一套是 80 年托一位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读书的学生代买的，其时他正毕业分配，行李多，买了先寄放在华东师大同乡处，后才辗转运了来。后来想读唐人的咏史诗，翻阅时却发现有 32 页缺，有 32 页重，印刷厂装订时错了一个印张，写信到出版社，却杳无回音，心里着实不舒服了好几年。近年复印机大行于市，便从图书馆把缺漏的 32 页复印了来，权作弥补，才算抚平心头的缺憾。这套经过数人之手好不容易买来，原就有缺憾的大部头文学总集，今又因我的冷落而遭污损，叫我如何对得起李白杜甫们的呕心沥血呢？ 我中学求学的年代是没有书可读的年代，于是就抄书，抄成语词典，到县图书馆借了《唐宋诗举要》《李白诗选》等就抄。拨乱反正后，这时买书书也是饥不择食。后来随着职业爱好确定，购书就有了一定的选择，主要购买新版文史古籍。有的还选择数种较好版本，如《世说新语》既有光绪影印版，又有徐雩堮校笺本和余嘉锡的笺疏本。因为不同的校注本有不同的学术价值，反映某个时期学术成果。 这个买书也同中草药一样，不识者看来是根草，知道看买来是个宝。作者多年甚至毕生心血写了这本书，现在他的智慧传到了自己手里，这不是一件称心快意的事么？宋代苏舜钦“汉书下酒”，其乐陶陶。而我相遇心爱书，宁可省吃俭用也要买了来。过去为了省下钱买书，常是红糖或白糖当“下饭”。为了这个书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时同好书交之失臂，那懊恼不已的心情，相见无期的感觉真是独有的。 82 年春我在温州工作，妻子做产请了一星期假，上轮船就到宁波东门口新华书店，有一本《古文字学类编》当时...

  仙 岩 寻 仙                          游过三关六码头，印象最深的还是仙岩。不仅因为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绿》描写仙岩“三潭”之一的梅雨潭，实在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仙岩是温州与瑞安交界处的大罗山余脉，道教“三十六福地”的第二十八福地。是不知怎地鹊巢鸠占，佛教却在山脚建了庙宇，叫“仙岩禅寺”，该寺全盛时有五百多和尚。我刚去时寺院改作了一所中学，我所住的“盘松居”西对面崖壁上有个深洞，细流涓涓，上镌“流米岩”三字，相传此洞每日随泉水流出米来，而且刚好是当天够吃的数量，香客来得多流出的米便也多。小和尚拿着竹箩接着，按流出的米多少下锅，毫厘不爽。后来小和尚等得不耐烦，用铁铲往洞里掏，自此便只流水不流米了。老师们便以此教育学生说学习也该是积善成德，积学储宝，靠日积月累，性急不得。       大雄宝殿东边有一方长方形石砌池塘，不甚深，长满水藻，春雨季节不满不溢，夏天不浅不枯，全校四五百人吃用全仰它。那年我的一位老师由他的乘龙快婿——我的同学陪同来仙岩春游，到盘松居小坐，我用池水招待，茶叶不算好，但老师呷了一口竟产生了在此过过池水泡茶、捧书夜读的“神仙生活”的念头，后来我的同学用随带的水壶舀满池水而归。       由池水旁出东门，登上山路几步，在突兀的岩石上横逸出一棵松树，这时一抬头就看见两绺银色瀑布挂在正前方。沿溪前行百数十步，就来到梅雨潭。潭三面环山，左边临潭处突出的岩石正对着瀑布，上面蹲踞着梅雨亭，瀑布的水花随风扑入你的怀中。右边峭壁百仞向对面的梅雨亭倾倒过来，这便是“升仙岩”，传说黄帝在此炼丹飞升，我想这便是“仙岩”的得名来由吧。亭下有小道，侧身下行，躬腰过石穹门，有栏杆让你站在这里，好像大剧院里的包厢，头一抬瀑布似乎从你头顶直灌下来，不由得缩一缩脖子。下面就是汪汪一碧的潭水，在刻着“淳熙口年”的残碑边和巨石间蜿蜒流去，便是虎溪了。游人大多赞美梅雨潭的温柔娴静，却不知她还有慷慨雄壮的时候。一场山雨过后，信步虎溪水边，还未望见...

     经过数月痛苦地等待，我终于接到“浙江师范学院温州分校”的入学通知书。 1978 年 5 月 8 日，一根小小的竹扁担，一头挑着铺盖卷、一头挑着网兜装着的脸盆等日常用品，我带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第二天，从宁波发出的长途客车，经过一天的颠簸，于傍晚时分抵达永嘉港头。也许是老天爷要给我们这些远来的学子一个下马威，在通往温州的渡船上，我们接受了暴风雨的洗礼。只见天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瓢泼而下，渡船窄小的船篷怎能遮挡强风横雨的侵袭。未到岸边许多同学早已浑身湿透，恰如落汤鸡一般。幸好学校派了车子接站，一溜烟把我们接回学校。老师们也来嘘寒问暖、端上热腾腾的姜汤，这些都让初次远离家门的我们倍感温暖，暂时忘却了离家的寂寞和旅途的疲劳。    对我们来说，大学生活一切都是新鲜的。没有了中学时期填鸭式的教学和放羊式的管理，少了几分受羁绊的感觉。但对大部分“半路出家”（就是从理科转为文科）的同学来说，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但老师们对我们循循善诱，让我们逐渐步入正常的学习轨道。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是蔡秀英老师，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说话声音不大，带着甜甜的味道。做班主任工作极细致，很为同学们着想，入学报到那天的姜汤就是她让人准备的。她经常到寝室找同学聊天，问学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同学们也乐意向她反映情况。她教我们语音课，发音纯正。为了纠正我们这些宁波学生讲普通话时浓浓的宁波腔，费了不少的力气。副班主任是曹维琨老师，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秀气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在班会课上，他代表全体老师表态：同学们远道而来，我们做老师的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招待，只有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颗赤诚的心和认真的备课，来服务同学们。去年，我和同学去看望他，并请他为我们班纪念入学三十年文集写一点文字。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热情，额头更加开阔，只是多了岁月刻下的深深痕迹。入学初，我对汉语言文字发生了兴趣，三天两头往阅览室里跑。找了很多书看，却不得要领。管理员是一位年近四十的中年教师，听说以前是右派，刚刚恢复工作，据说还是临时的。他话很少，经常捧着一本书看，碰到有同学来借书，就会主动向他们做介绍。他发现我经常找语言文字类的书看，就为我开了一个书单，里面有《说文解字》、《训诂学》等十几本。他还告诫我，搞语言文字...

关于普通话的故事    看了郑陆《曝书心怀》和诸葛忆兵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不由得对这两位有学问的读书人崇敬起来。崇敬之余，不免有点自惭形秽，因为我自己基本上可以归入家庭妇女一类。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不学无术”，近几年更甚。记得四十出头吧，有一天晚上连续看完了一本小说，第二天突然觉得眼睛很难受，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老花了”。顿时“万念俱灰”，断了读书的念头（事实上是一个借口，眼睛好使时也不怎么读书）。即使有时读一点书吧，“功利性”非常明确，一切为了“混饭”的需要。此外是不肯多读一点的。刚老花时，为了拉住“青春尾巴”，是断不肯戴老花眼镜的。于是，看书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不得不戴上了老花眼镜，显出了一付老奶奶的派头。上课时，一会儿把眼镜戴上，一会儿把眼镜摘下，忙得不亦乐乎。在学生的眼中，恐怕已经是一个老怪物了。遥想三十年前，意气风发，怎么会想到今天的情景呢？ 上面是看了郑陆和忆兵文章之后的一点感慨，下面言归正传吧。 初到温州师专时，我不会说普通话。记得入学第二天，要交流学习计划，侯百朋老师要求每个人用普通话交流，这可难住了我。分组时，侯老师刚好在我们组压阵。轮到我发言，我坚决要求用宁波话说，侯老师就是不准。学生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我硬着头皮用“普通话”读了起来。究竟是怎样读完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清楚的知道，那天恐怕温州同学听不懂，宁波同学也同样听不懂，因为我说的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宁波话。接下来的日子使我印象深刻，记得我说一句，同学们笑一句。很多时候，温州同学倒是还不怎么笑，以为宁波人讲话就是这样，而宁波同学却知道底细，往往笑得人仰马翻。 这种状况激起了我学习普通话的决心。好在中文专业，其中一门课程就是语音，蔡秀英老师教的。虽然我学语音非常的用心，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学习普通话行动。平时说话时，留意同学们怎么发音；老师上课时，一边听课，一边学习老师的普通话。记得当时老师上课，普通话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如历史老师“山（ s ā ）顶洞人”和哲学老师的“必然性、牛（偶）然性”就颇具代表性，这两个“经典”的发音也在 77 中文班流行了很久很久，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77 中文的同学都会报以会心的一笑吧。普通话说得最好的要数教我们现代文学老师了，听说是从北京调来的，普通话非常好，声音也非常的动...

花开花落，九山湖畔；云卷云舒，松台山前。温师相识，忽焉卅年；毕业分离，鹏程云天。远则欧美，近者身边；道路殊异，人事多变。往日才俊，以近天命；昔日师者，耄耋之年。 同学同窗，情义为先。白云苍狗，时过景迁。找点时间，抽个空闲；携亲带眷，佳期会面。得意之事，众人分享；失落之心，同学分担。嘘寒问暖，温情传遍；故地重游，寄托思念。 相隔云汉，聚合为难；回首昨日，珍惜今天。 0 八七月，五、六两天，不见不散，致盼致盼。

　　 （一） 不做教师已经Ｎ年，却经常要在睡梦中站在教室三尺讲台前。更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意外”，如：突然想起了是临时被“调课”，我应该在４０分钟前上课，有时干脆是找不到教室，也有：学期已经过了大半，给学生布置写作文却还没有几篇．．．．．．这些“意外”大多要让我从睡梦中惊醒，长长地吁一口气。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几位仍在学校工作的老同事，他们也要唏嘘；他们安慰我：虽然为你惋惜，但现在教书真的越来越艰难了。 　　自己与教师这个职业缘分太深。父母是教师，丈人、丈母娘是教师，妻子在中学工作、儿子在读书，朋友圈子中更有不少的教师。可以说，整日被学校里各式各样的信息所包围；现存与历史、发展与积弊、对策和出路，似乎都有许多话可以说，但也只能对着自己说。教师这个职业早就把自己训练成：说话、做事需要“备课”——备教材、备听众，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 　　第一次站在讲台桌前，是１７岁。在现市区最牛的那所中学，身份是临时代课教师，月工资２８元５角；代三个初二班级的几何课，学生比我小两、三岁；第一堂课是讲“等腰三角形”。从引进概念到照本宣科解例题，再补充讲稍微难一点的例题，然后要求学生口头判断思考题，最后在课堂内完成练习作业。课后，学生用微笑接纳了我，只是有女学生讪笑：老师太慌张了，说话太快，什么ＡＢ线、ＡＤ线、ＢＤ线，难懂兮。 　　一个单元教完，举行测验。是在下午正课结束后几个班同时进行，由于试卷誊印不清晰，需要逐个教室“释卷”；卷中有一道“请判断下面论断是否正确？”我用温州话一字一顿念了一遍，话音刚落，教室里轰然大笑，旁边的监考老师是女士，也是代课教师，连她也急忙掩嘴，还背过身体，面对窗户；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到办公室也不解其意，后来在家里才想明白。 　　在那所中学“代课”干了两个学期，代过的科目还有语文、体育、政治。感觉政治课最难上，要进八个班级的教室，内容连自己都很反感，学生不要听。 　　再过一年，考上大学；学校出来，就成了正经八百的“人民教师”。教师职业的苦与累就不要说了。做过教师的都知道，没有做过教师的，不可能从教师的叙述当中产生相同的感受。 　　但，做教师，真的会有许多成就感。这些成就感在于：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事先制定的课题，学生与教师人人参与，“互动”热烈，各有收获。一节课，４０分钟，哪怕有５——１０分钟出现这样的“互动”都是...

　 好多人觉得我很开心，是个很乐观的人。说实在的，我的确是个容易开心的人，不过那并不是生性乐观，而是我有遗忘症。特别是那些极不愉快的事，我会阶段性失忆。如果不是有记日记的习惯或者被触及了死命地去回忆，许多事都不记得了，就象这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也是我参加高考三十周年，很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是被近来媒体的大量提及，我已经不记得了。即使这样被不断地提及，许多细节也已经随风而逝，找不到蛛丝马迹了。 暂时困难的第一年，我出生。文革的第一年，我开始读小学。文革结束的 77 年，我也高中毕业了。 那时居民户口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除非你已有哥哥姐姐下乡，家里只剩下你一个孩子，或者父母选择你留城，才有机会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 我是留城的。 姐姐毕业时，父母很想让她留城。但懂事而顾念我们的姐姐还是决定下乡，这样至少可以让娇弱的弟弟不必去农村。姐姐下乡后，以她的勤劳和善良，在吃了很多苦后，也获得了许多的荣誉。她是浙江省首届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唯一的一位宁波知青代表。然而，即使是这样，父母在亲眼目睹姐姐所遭受的一切艰幸后，再也不让也是女孩子的我下乡了。他们很艰难地作了选择，让我留城，宁可将来让弟弟下乡支农。 高中刚毕业的我，对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概念，而留城后的工作分配也不是身为右派的父母能够左右的，当时留城的有背景的同学已经在挑选单位了。所以，面对父母将我留城这样的选择，我没有欣喜。来自邻居、同学的探问，我更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你留城了？那你弟弟以后就要支农了。” “你工作了要帮你姐姐和弟弟啊，你们三姐弟就你好。” “别看你妈平时对你最不好，现在你看，还是对你最好啊。” 我很惶恐。我能做的只有天天学着买菜、烧菜、洗衣服，等待着那些未知的未来。那时，我反而特别沉迷在家务里，学会了腌咸菜、做泡菜、做饺子馒头、织毛衣，甚至还学裁缝、学绣花。 这样到了十月份，突然就到处传着可以考大学了。院子里支边支农的那些邻居哥哥姐姐们十分激动又十分懊丧地谈论着这个话题，父母也从学校里带回来肯定的消息。而且，考上大学不算留城，如果我考上了，弟弟就不用支农了。 不用“如果”，我一定能考上。我在同龄人里很有名气，一是因为我读书从来都是年级里最好的，二是因为我捣蛋也从来都是年级女生中数第一的。 我信心满满地复习，信心满满地报了理科，信心...

盛夏西湖荷碧妍，温师学友聚塘钱。 筹谋日后宏图计，回首当年苦与甜。 卅载相逢知命数，半生弹指一挥间。 中文七七群贤至，只羡人间不慕仙。

搬家，意味着居住地的变迁，常与喜字沾边，故有“乔迁之喜”一说。不过，频繁的搬家，就没有那么多的喜气可沾。也许她更多地只能说明你人生的漂泊不定和生活的动荡不安。 　　从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间，我们平均不到两年就搬一次家。在1989年至1995年之间，我们更是年年搬迁。我们的人生经历几乎可以说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搬家所组成的。搬家成了我们那二十年人生中最为鲜明的印记和一道最“靚丽”的“风景线”。 　　生平第一次搬家 　　一九八零年八月，温师专毕业被分配到瑞安中学。于是有了我平生第一次的搬家。那次搬家也揭开了我以后二十年间大小十多次且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搬迁序幕。 　　当时只身一人。搬家时除了被褥和几件换洗的衣物之外，就是三大纸箱的各种书籍。只是当年温州市区只有“汽车南站”，而我们家在市区西北面，距离汽车南站至少有五六公里。尽管温州至瑞安的路程仅三十六公里左右，乘坐公交车却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位于隆山脚下的当年瑞安东门汽车站，距离西山脚下的瑞安中学也有大约三公里之遥。从东门车站去瑞安中学，得经过窄长如扁担拥挤似码头的解放街。除板车和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外，我记得就没有其它公交机动车可抵达学校了。交通的确是很不方便。托运的三大纸箱书又没能随我同车抵达瑞安，只能在次日再去车站领取，叫三轮车，花了两块五毛钱，才运抵学校。 　　刚到瑞安中学时，还未开学。给新分配老师的单身宿舍尚在装修，暂住学生寝室。学生宿舍紧邻公共厕所。时值盛夏，蚊蝇乱舞，嗡嗡作响。宿舍内随处可见一种体型硕大、黑白相间的花蚊子。这种花蚊子着实厉害，居然能隔着一层衣服叮咬肌肤。被叮咬之后，皮肤立刻出现红肿，且奇痒难忍。蚊香和驱蚊剂均无济于事，唯一的逃避途径就是躲在蚊帐中央。 　　数天之后，装修完毕，搬至约十平米的单人房间。房间由一坐北朝南的大教室间隔而成。南北各三间。与我同时被分配到瑞安中学的同学严正和我分别住南北两间。中间是约两米半高的人造板隔墙。其余四间分别住着也于当年分配或调入的四位老师：体育老师留少勇(南屋)和杨金平(北屋)，数学老师周则鹤(南屋)和英语老师余强武(北屋)。 　　由于住北屋且又是平房，前面约十米又是当时学校两层楼高的理化实验大楼，因此房内终年不见阳光。又是泥地，潮湿异常。到了冬季，更是阴寒入骨。尽管是刚刚装修的屋子，老鼠却已大行其道。墙角壁上老鼠打的洞已随处...

每个人的生命之河都有着许许多多的支流，这些支流，或百转千折，或一路坦途，见证着与众不同的生命故事。 一九七八年五月初的某一天，三十五条支流忽然在风景秀丽、地杰人灵的温州相遇，汇成一条浩浩的大河——“七七中文”，然后融入温师专这个知识的大海。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七七中文”在温师专的大海中，不时激荡起阵阵浪花，演绎了多少动人的精彩华章。虽然，两年半后的某一天，三十五条支流最终分道扬镳，寻找属于各自的轨道。但今非昔比，它们已经在大河和大海里汲取了自己所需的养分，以崭新的面貌踏上自己新的进程。 三十年后，当它们穿山越谷，历经贫瘠荒漠、繁华盛地之后，仍如一泓清泉，质朴无华却又闪动着光亮，这不禁使它们更加怀念和向往那给予了它们源头活水的大河，还有大海。 相逢便是缘。三十五条支流相遇，也交汇成了一片缘分的天空。在这片缘分的天空里发生的故事，亚琴、忆兵、严正、黄莺、智勇和我都有过相应的阐述，相信以后还有许多人会写出更加动人的故事。而我今天要说的，却还要由此延伸开去，虽然是一些平凡的故事，但它们却时时感动着我的心，即使过了三十年。 （一） 我家住在鄞州（当时叫鄞县）一个偏僻的面海靠山的小村庄，当时交通不发达，到宁波一天只有两到三个班次的公交车；宁波到温州也不方便，虽然长途汽车是天天都有的，但因为路经崇山峻岭，一路颠簸不说，坐车时间长达十一个小时，再加上我要晕车，实在使人受不了；因此，最佳的选择当然是乘轮船。 当时，轮船要四天一个往返，从第二学期开始，宁波同学都相约乘同一班轮船返校。这样买船票的任务当然地落在了亚芬和庆槐的身上，不但如此，我们还往往要提早一天到宁波，晚上就住在亚芬的家里，有时也在庆槐的家里，不过绝大多数住在亚芬家里。从学校回家也一样，轮船到宁波，往往也要在亚芬或者庆槐家里住一晚。那时，亚芬的妈妈和庆槐的妈妈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贵客”。有一次，彩娣和美珍就对我说起在亚芬家吃桂圆煮鸡蛋的事，宁波的风俗，贵客临门，或者毛脚女婿、准媳妇上门什么的，主人才会用桂圆煮鸡蛋招待，而我们也居然受到了如此待遇，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这些同学的盛情厚意。 整个学习期间一直是这样，后来在平阳工作，来去不可能和亚芬、庆槐一起了，而我还是老样子，继续到亚芬和庆槐家里去，他们的家人也一如既往的盛情款待我。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毕业前夕，因...

赠智勇亚琴伉俪         拈来春色点红唇， 紫笛歌吹暗传情。 红豆已赠禅欲破， 谁人识得弦中心？        同学中唯智勇亚琴成就百年好事，智勇善得人缘，亚琴多才多艺，二人就学期间，已暗通款曲，后成好事，亦在情理之中，在此，衷心的祝福二人幸福。 题指点江山照片 纵目湖山一望空， 摩空剑气作吟龙， 一鞭遥指雄关外， 百鸟斜飞夕照中。 昨夜酒醒何处客， 今宵身在第几峰？ 牧野且现鹰扬态， 背负青云唱大风。 　 赠忆兵同学 缥缈一骑踏红尘， 山水苍茫看未真， 聊借家园赏秀色， 梅花应识旧主人。      忆兵同学曾经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叱咤风云，后遭追捕，落荒而逃，长驱千里，回归故里，但非戟影家园，而是作潜龙状 。 赠严老夫子 处处无家即是家， 一俯一仰一尘沙。 无形大象谁识得， 春绕枝头便绽花。 踏遍苍山何处家？ 浮生聊寄若尘沙。 凌虚挥袖成往事， 且对春秋看落花。         严正同学客居他国，然事业有成。三十年未谋君面，思之惘然。 题秋游仙岩照片 一 淡淡烟岚淡淡秋， 江山绘就水云图。 飞花一路传书柬， 报道山深景更幽。 二 十里轻红一径深， 满耳鸟声杂水声。 抬头飞瀑作珠散， 半入青衫半入心。

金缕曲●有忆 久别君安否？记当年，英雄热血，肝胆相剖。 一剑横磨光胜雪，志在屠龙伏虎 。 纵远目，山河如许 。 心共飘风同驰骋，笑红尘，羁绊成轻粟 。 歌一曲，啸声和 。   而今泪滴新词透。又添了，篱边落叶，梦中离绪 。 锦瑟年华空虚度，卅载幽怀谁诉？ 数旧事，已然成昨。 但得豪情仍不灭，向东风，拟作苍龙舞。 浮太白，横金槊。 七绝 过富春江有怀严子陵 山色苍茫水色清， 碧波依旧谁垂纶？ 一竿风雨千年事， 出世聊比入世心。 赠某同学 一去江湖不复回， 故园冷落竹与梅。 尘寰未展经纶志， 浊世难寻拜相台。 浩气已随云气散， 啸声便共雨声来。 英雄有恨无人省， 十丈豪情一寸灰。 七绝一首 有感于同学相问别来事 风华已逝不可留， 说到沧桑便白头。 纸上烟云笔下梦， 付与流水渐虚无。 智勇同学来函，应命聊成小诗几首，以博一粲。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一句老得掉牙的口号，却实实在在是我人生的信条。凭着这样的生活信条，我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取得了今天的一些成绩。在个人一回一回的拼搏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努力博取过程。 1980 年，我的生活目标是：考上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拥有相对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权利。那一年，我刚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成为平阳第一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我们是恢复高考招生后的第一届。我们虽然仅仅是普通的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然而，同学们都“心比天高”，日常谈论向往的是“陈景润”式的人物，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加辉煌的未来。那是个被称之为“拨乱反正”的年代，知识再度被社会看重，“陈景润”式的科学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我当年的生活目标，就是那样一种特殊社会背景的产物。当时，硕士就是社会上的凤毛麟角，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还没有恢复，人们也不知道博士为何物。 作为一名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当年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确实有点艰辛。 首先，我们都是被“文化大革命”所耽误的一代，专科学校短短的几年学习时间，远远不能够填补我们知识上的空白。在承担繁重的中学教学任务之余，要想方设法挤出所有时间：读书、读书、再读书。于是，我们同班同学中四位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以期实现共同的目标：考上硕士研究生！其他三位同学分别是：在永嘉县委工作的叶正猛和在瑞安中学工作的张智勇、严正。叶正猛制作了完善的表格，内容包括：一个月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上个月的学习总结、一个月中每天具体学习时间安排，等等。每个月我们都要互寄一次表格，相互鼓励和敦促。假期，我们还要自选题目写作论文，交换评价。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花间词”中的别调》，就是由当年学习小组的“作业”修改而成。以分秒必争来形容当年的生活，一点也不夸张。平阳一中的一些师生还记得我那时走路都带着小跑，尽量节省时间。锻炼身体一段时间内只采取跑步的方式，而不打球，因为打球占用时间更多。 这种过分紧张的生活方式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乐在苦中。不过，难免也有苦不堪言的时候，想出去凑到朋友堆里玩玩。朋友们总是毫不留情面地把我赶回书桌前，我记得当年平阳一中的同事郑进荣就干过这样的“坏事”。他们同样非常渴望我能实现个人的目...

打开尘封的日记 , 温师专七七中文每一位同学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 往事如烟 , 令人追忆。我们七七中文有三十五位同学，而以温州同学居多，在我的印象中，温州同学聪明、热情、好客。想当年，齐霞尽地主之宜，邀请我们全体女同学到她家欢聚一堂，共度端午节，大家饮酒吟诗，使我们这些游子感到了家的温馨。其实，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又何止一人一事？那么，就让我截取其中的几个片断，与大家一起分享吧！ 两个小小“活雷锋” 那是一九八 0 年三月十六日的下午，那天是星期日，我和雅芬一起上街，出门时天空疏朗起来了，不像上午那样阴沉沉的。于是，我们不带伞子，轻轻松松地上街去了。不料，回校途中，遇上了倾盆大雨，我们慌忙中乘上了公共汽车，哪知这车是开往轮船码头方向去的，与学校的方向正好是南辕北辙。我俩心中暗暗埋怨老天不作美，怨恨自已做事太莽撞。当车一停下，顾不得瓢泼大雨赶紧下车，站在商店的门口，那模样正如梁生宝躲在饭店的屋檐下差不多。那梁生宝是为合作社买稻种受的苦，可我们算什么？就算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惩罚吧！ 雨，越下越大，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俩眼睁睁地看着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偶尔四目相对，流露的无非是无可奈何的目光。 这时，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奢望：最好有哪一位好人，借给我们一把雨伞，或者给我们拼伞。可是眼前的行人只管走自已的路，连瞥也不瞥你一眼。我的奢望眼看就要落空了。忽然，走过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各自打着一把伞子，我不好意思地向她们招招手。她们愣住了，看着我们。我又招招手，她们过来了。我问她们去哪里，那大一点的小姑娘回答说：“回家。”我问：“家在哪里？”她手指着前面不远处，说：“在那儿。”我的奢望完全落空了。我把手一挥，说：“没事，你们走吧！”这两个小姑娘一步三回头，最后站住了，两人嘀咕了一阵，又向我们走来，齐声说：“我们送你们去。” 啊，当时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只是一个劲地感谢。 我们各自和小姑娘拼伞上路。途中，我们谈着，走着。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那大一点的小姑娘的名字叫张静，另一个小姑娘的名字记不清了，她们是四年级的学生，星期天做完作业后上街买电影票。不知不觉到了学校，我们给她们吃糕点，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她们一个劲地推辞，最后挣脱出我们的手，跑了 …… 我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心中升腾起一种崇高的敬意：多好的学生啊，两个“活雷锋”，有这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