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七七中文”!/We're the "77 Chinese"!

施君记亊（小城人物之二） 转载自同学张黎华“美篇”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老同学     施君，与我既有同窗之情，也有同乡之谊。虽然他故去多年，几乎已被岁月积尘所湮没，但忆及当年与之同窗之时，颇多感慨，于是许多前尘旧事，便都到眼前。 一     在众多的同学之中，我认为施君是最矫矫不群的。颇有名士作派，也颇有魏晋风度。在我眼中，施君算得上高大英俊，一米七八的个子，头发浓密，微卷，脸部轮廓有点欧化，立体感强。像他这样的体表，应该是很为女同学青睐的，但似乎好像没有那个女同学曾经对他表现过好感，这恐怕主要是他的一些古怪的行为，难为伊们所接受。 比如，他的邋遢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一件当年很时髦的呢格子短大衣，据说是他那个当年的明星姐姐买的，看质地上好，价格应该不菲。但他很不爱惜，从不洗且不说，还经常当抹布用，每次吃完饭后，他懒于用抹布抹去桌子上的残汤剩饭，而是袖子一拂了之。久而久之，那大衣的两袖便油光锃亮。颇得旁人侧目，他却毫不在乎，依然故我，傲然走在校园里，高蹈阔步，谈笑风生。     那时候，他有一条红色的运动裤，穿在里面，有一次，我突然发现，这裤子的左右两条线缝早已脱落，整条裤子只剩上下的松紧带相连，每天晚上就寝前外面的长裤一脱，便见里面的"红旗飘飘"，他也不再乎，也从没有考虑用针稍微缝一缝。     其三是他如果洗衣服，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洗衣服的，即使要洗，那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似的。从计划到实施，要经过若干个星期。及到换下衣服，泡在脸盆里，也不是马上去洗，而是泡一个或若干个星期，那是常事。而往往是盆里的泡衣水经常干了，需要添好几次后，才去洗，洗后也不马上去晾晒，也要等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如此行为，在校园里传为笑谈，若干年后，大家依然津津乐道。     其四，他做作业随心所欲得很，不但立论奇诡，语言怪异，而且书写出格。从来没有写在方格内，或者线格里，往往是头在此处，尾在彼处，有人讽之曰"一行白鹭上青天"，也有人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都比较形象。当年的老师现在大部分垂垂老矣，对于同学的一些行状也记不大清了，但对施君的这种作业的风格却牢记在心。在一次同学会上提起，还主动提起此事，可见...

一九七七年高考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一晃，居然四十年了。   高考前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从平阳中学毕业。记得毕业离校的那天，天气炎热，当我拿到薄薄的一张高中毕业证书，跨出校门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想到从今往后就要步入社会，但前方没有路标，我不知道走向哪里，本来泪点就很低的我，几乎哭了一路。 我的父母都是公职人员，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哥哥十五岁就当兵去了，大姐高中毕业插队落户已近四年，二姐留城招工。我呢，刚满十六周岁，当兵无望，招工无门，上大学？不是没有想过，物理老师吴立恭吩咐我，不要放弃学习。但只有下乡当知青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学。 当我向父母提出下乡插队的想法时，一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父母一致反对，理由是：大姐已经插队几年也没有招工、上学的机会，农民户口连对象都难找；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农民不愿接受知青落户，你年纪还小，就在家学做饭吧。差不多一个月光景，我每天买菜、做饭、刷碗，成效明显。一是学会划火柴、生煤球炉；二是碗橱里的粗碗细盘数量迅速减少；三是我的手不是划伤就是割破…… 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瞒了父母，独自跑到县知青办，办理下乡手续。县知青办是“最多跑一次”的模范单位，一个上午就把手续办得妥妥的。插队落户的地点是腾蛟区腾蛟公社金湾大队，离县城近四十公里，这里的方言是闽南语。插队青年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队拿了政策规定的零点一五立方米的木材，却无法安排住处，空余的房子不是没有，但那是孵坊，无法住人。好在有亲戚在区公所当副书记，就在区公所的档案室里支了一张竹床板，解决了住的问题。区公所的斜对面就是腾蛟小学，当时刚创办了初中部（带帽中学），正缺数学老师。平中是当时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最知名的中学，我就顺利地补了缺，当了代课老师。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广播里播出的时候，我正站在区公所嘎吱作响的破旧木梯上，楼梯上方挂着积满灰尘的木盒式喇叭，我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广播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很不清晰，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应届毕业生可以报考。我激动雀跃起来，立刻跑下楼，在装衣物的小木箱里翻找书本，事实上除了初一数学课本和一本备课簿，啥书也没有。 这一晚，没有黑夜。   ...

《我的高考——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即将出版 一百多位当年的学子，将高考记忆写成一本书 那一年，浙江作文题是《路》 陈侃章 上图：浙江省1977级大学生录取分布表（浙江档案馆存） 下图：当年的准考证 　　若将历史长河里的“转瞬”定格，得抓住恰好的时间节点。今年十月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亲历者寿建刚、祝毅等敏锐地触摸到其纪念价值，与三五同仁合计，发起以杭州大学1977、1978级大学生为对象，撰写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征文活动。 　　锦绣文章源源流出，以致不得不平衡系科，割爱定夺，选用其中110余篇，集结成《我的高考——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一书，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往事回忆，随意聊聊，或不必太严谨，但还原历史，付诸文字，载诸书籍，就得慎而又慎。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线，为每一位写作者所遵循。 　　这批60岁左右的“青年老头老太”再现少年奔放，他们集体回忆，查阅档案，翻读报章，在微信群里争吵得不亦乐乎。祝毅、宣成、董绍林、陈欣文等主要编纂者到浙大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对相关1977、1978级档案资料一丝都不放过。 　　一些往事渐渐明晰，记忆的空白逐一落实，原来的一些不解的问题也找到答案。虽如此，当年有些科目试卷样本还是没有找到，一些今天看起来很简单的小事仍然无法统一。在此，不妨拾取几朵飘舞的“花絮”。 　　十三届高中生一起报名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恢复高考消息，同时配发《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 　　社论说：“恢复高考招生是一件大事，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今年高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招生对象“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 　　具体说来，1966年高中毕业生及到1978年毕业与在读高中生，这十三届学生都可报名。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有中专、初中毕业生，甚至有小学毕业生以同等学力报考的。 　　兄弟姐妹、老师学生、夫妻双双、叔侄妯娌纷纷上阵，报考人数之多，成分之复杂，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同时，还有一批人因各种原因直考研究生，如易中天、葛剑雄、李梦生等。 　　高考持续一个月 　　报考人数太多，国家要求各地须进行一次初选。初试合格才...

小报中的天地 （转载） 2017-09-09   诸葛忆兵   历史的余温        数年前，我将自己写作的几本学术小书送给温州图书馆，此后，家乡图书馆就给我邮寄每期的《温州读书报》，我与《读书报》从此结缘。一开始，《读书报》就深深吸引了我。《读书报》刊载温州诸多文化历史的渊源流变、温州读书人的故事、温州图书和图书馆讯息，令我倍感亲切。我因而了解到温州历史上和当代读书、藏书、著书的诸多方家，逐渐深入感触到家乡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厚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读书报》的编辑们有着敏锐的新闻触觉、开阔的文化视野、独特的学术思考、深切的人文关怀。这才是进一步吸引我、让我赞不绝口的理由。《读书报》每期会留出一定版面转载或选载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里就体现出《读书报》编辑独到的眼光。首先，报刊与新闻相关联，哪怕是像《读书报》这样一月只出版一次的内部读物。《读书报》编辑时而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受报纸性质所限定，涉及面虽然不广，但是，非常有深度。记得汶川地震以后，《读书报》转载一文，文章报道了诸多专家学者在汶川地震之前对四川地震的研究和预测，其中一些研究，都得到国家级立项和资助。然而，这些研究和预测在现实中发挥什么作用呢？《读书报》转载此文，就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如，学术研究与现实运用的脱节，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地震之前不知在干什么、地震后"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等。 　　再来谈《读书报》编辑们的学术眼光。我是专门从事宋代文史研究的，尤其喜欢李清照诗词，曾经在中华书局出版过《李清照和赵明诚》一书。然而，某日我读到《读书报》转载的一文。文章谈论的是李清照的第二次婚姻及其离异。关于事情比较具体的过程，后人都是从李清照一封信中得知的。《读书报》转载文章提出：李清照的第二位丈夫张汝舟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声音，没有发言或申辩，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中，有许多这样的"沉默者"。实话实说，我虽然是专业研究者，这篇文章我却是从《读书报》上第一次读到，文章对我触动很深。是的，我们喜爱某位历史人物，研究叙述时往往会循着对方的思路或叙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全部接受或肯定被研究者的思想观点，缺乏基于当代立场的反思或批判。回到李清照这件事情上来，李清照在此案件中是当事人，当事人的叙述可能是全部事实，更可能会有情绪化的扭曲。当事人...

题目有点调侃 —— 我于一九七六年温州五中高中毕业后，在母校当代课老师，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是 28.5 元，温州话读成二十八个半，所以代课老师之间互相戏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据后来有人统计，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两个阵容最大，除了知青，就是代课老师，文革及文革后中小学新进学校的除了父母退休“顶替”的，都是代课老师，能当代课老师的总归还算知识好点的。十八九岁有了一份高雅的工作，加上我的性情十分符合当老师，自觉学习、认真教书、热爱学生，兼做学校团委的工作，那时日子过得非常惬意的，憧憬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回想起来，确实没有像现在有些回忆文章说那时在期待恢复高考，照十年文革后当时的“定势思维”，还真不知道大学是用来“高考”，或许在正式恢复高考之前，我们这年龄段的压根儿就没有听过“高考”这个词，可怜吧？ 一九七七年的这场高考确实非常特殊，可以是古今中外的唯一。首先，这场考试时间“大约在冬季”。印象在七七年的九月底，学校教务处的老师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可能要恢复高考，与其说十分兴奋，倒不如说是一头雾水（现在有回忆文章说七七年初就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莫非北大、清华都是这些人考上的，呵呵。）经过十天、半个月的酝酿，慢慢地缓过劲来。十月下旬的样子正式公布，浙江是分两次考试，先是“初试”，老师说这不是选优，而是“初筛”，因为十年积淀，也没有学历资格要求，参加的高考的人非常多。考了语言、数学两门，初试算“轻松”过关。接下来迎接正式考试。说是复习，其实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可以说，七七高考是一次不用怎么复习的高考，这也是又一个“唯一”不？主要凭原来有多少能耐，再加上一点“运气”。 说来可怜，我从一九六六年小学入学到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中小学十年满满当当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吻了合。好在家教很严，没有盲从当局宣传的“张铁生白卷英雄”、“黄帅反潮流小将”的一套，还是没有完全荒废学业。特别是中学时代遇上几个年纪大点的文学青年小范围读书交流不亦乐乎。中学时因为一直是学生干部，图书馆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可以进书库挑书，当时允许看的文学书大多借来看了，直到有一天发现图书馆最里面一个小门进去都是堆着文革认定的“禁书”，我就找了古典文学类的书，居然图书馆老师也悄悄地给我开了后门，直到当了代课老师一直在享受着这待遇（多年后，我参加工作了，母校一个老师得知图书馆要处理掉一批旧书，他很有心...

今年夏天反常的炎热，春夏间也特别潮湿。前几天购得一套钱谦益的《有学集》，插入橱中书列中去时，发现几年安然无恙的书籍竟霉迹斑斑。肉疼得很，花了两个双休日，把发霉的部分书刊搬到阳台上边曝书边打扫，用刷子刷，用干布揩拭。酷热也顾不得了，汗流如浆，半是因为懊悔。懊恼自己太懒惰，常翻动翻动也不至于此。 只因书橱靠山墙，三夹板受潮发霉使一套中华书局版 25 册的《全唐诗》遭了灾。我买过两套中华版的《全唐诗》，在 70 年代末路经上海为师院同学买了一套， 25 册仅 39 元。那位同学爱读唐诗，可是一不小心从了政，早已是某地级市的秘书长，不知道现在还读唐诗否？书不经常翻动免不了发霉被虫咬。我想那同学多才而勤奋，官场周旋之余必定开卷吟哦不已，那一套不至于让我担心罢。家里的一套是 80 年托一位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读书的学生代买的，其时他正毕业分配，行李多，买了先寄放在华东师大同乡处，后才辗转运了来。后来想读唐人的咏史诗，翻阅时却发现有 32 页缺，有 32 页重，印刷厂装订时错了一个印张，写信到出版社，却杳无回音，心里着实不舒服了好几年。近年复印机大行于市，便从图书馆把缺漏的 32 页复印了来，权作弥补，才算抚平心头的缺憾。这套经过数人之手好不容易买来，原就有缺憾的大部头文学总集，今又因我的冷落而遭污损，叫我如何对得起李白杜甫们的呕心沥血呢？ 我中学求学的年代是没有书可读的年代，于是就抄书，抄成语词典，到县图书馆借了《唐宋诗举要》《李白诗选》等就抄。拨乱反正后，这时买书书也是饥不择食。后来随着职业爱好确定，购书就有了一定的选择，主要购买新版文史古籍。有的还选择数种较好版本，如《世说新语》既有光绪影印版，又有徐雩堮校笺本和余嘉锡的笺疏本。因为不同的校注本有不同的学术价值，反映某个时期学术成果。 这个买书也同中草药一样，不识者看来是根草，知道看买来是个宝。作者多年甚至毕生心血写了这本书，现在他的智慧传到了自己手里，这不是一件称心快意的事么？宋代苏舜钦“汉书下酒”，其乐陶陶。而我相遇心爱书，宁可省吃俭用也要买了来。过去为了省下钱买书，常是红糖或白糖当“下饭”。为了这个书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时同好书交之失臂，那懊恼不已的心情，相见无期的感觉真是独有的。 82 年春我在温州工作，妻子做产请了一星期假，上轮船就到宁波东门口新华书店，有一本《古文字学类编》当时...

  仙 岩 寻 仙                          游过三关六码头，印象最深的还是仙岩。不仅因为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绿》描写仙岩“三潭”之一的梅雨潭，实在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仙岩是温州与瑞安交界处的大罗山余脉，道教“三十六福地”的第二十八福地。是不知怎地鹊巢鸠占，佛教却在山脚建了庙宇，叫“仙岩禅寺”，该寺全盛时有五百多和尚。我刚去时寺院改作了一所中学，我所住的“盘松居”西对面崖壁上有个深洞，细流涓涓，上镌“流米岩”三字，相传此洞每日随泉水流出米来，而且刚好是当天够吃的数量，香客来得多流出的米便也多。小和尚拿着竹箩接着，按流出的米多少下锅，毫厘不爽。后来小和尚等得不耐烦，用铁铲往洞里掏，自此便只流水不流米了。老师们便以此教育学生说学习也该是积善成德，积学储宝，靠日积月累，性急不得。       大雄宝殿东边有一方长方形石砌池塘，不甚深，长满水藻，春雨季节不满不溢，夏天不浅不枯，全校四五百人吃用全仰它。那年我的一位老师由他的乘龙快婿——我的同学陪同来仙岩春游，到盘松居小坐，我用池水招待，茶叶不算好，但老师呷了一口竟产生了在此过过池水泡茶、捧书夜读的“神仙生活”的念头，后来我的同学用随带的水壶舀满池水而归。       由池水旁出东门，登上山路几步，在突兀的岩石上横逸出一棵松树，这时一抬头就看见两绺银色瀑布挂在正前方。沿溪前行百数十步，就来到梅雨潭。潭三面环山，左边临潭处突出的岩石正对着瀑布，上面蹲踞着梅雨亭，瀑布的水花随风扑入你的怀中。右边峭壁百仞向对面的梅雨亭倾倒过来，这便是“升仙岩”，传说黄帝在此炼丹飞升，我想这便是“仙岩”的得名来由吧。亭下有小道，侧身下行，躬腰过石穹门，有栏杆让你站在这里，好像大剧院里的包厢，头一抬瀑布似乎从你头顶直灌下来，不由得缩一缩脖子。下面就是汪汪一碧的潭水，在刻着“淳熙口年”的残碑边和巨石间蜿蜒流去，便是虎溪了。游人大多赞美梅雨潭的温柔娴静，却不知她还有慷慨雄壮的时候。一场山雨过后，信步虎溪水边，还未望见...

     经过数月痛苦地等待，我终于接到“浙江师范学院温州分校”的入学通知书。 1978 年 5 月 8 日，一根小小的竹扁担，一头挑着铺盖卷、一头挑着网兜装着的脸盆等日常用品，我带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第二天，从宁波发出的长途客车，经过一天的颠簸，于傍晚时分抵达永嘉港头。也许是老天爷要给我们这些远来的学子一个下马威，在通往温州的渡船上，我们接受了暴风雨的洗礼。只见天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瓢泼而下，渡船窄小的船篷怎能遮挡强风横雨的侵袭。未到岸边许多同学早已浑身湿透，恰如落汤鸡一般。幸好学校派了车子接站，一溜烟把我们接回学校。老师们也来嘘寒问暖、端上热腾腾的姜汤，这些都让初次远离家门的我们倍感温暖，暂时忘却了离家的寂寞和旅途的疲劳。    对我们来说，大学生活一切都是新鲜的。没有了中学时期填鸭式的教学和放羊式的管理，少了几分受羁绊的感觉。但对大部分“半路出家”（就是从理科转为文科）的同学来说，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但老师们对我们循循善诱，让我们逐渐步入正常的学习轨道。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是蔡秀英老师，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说话声音不大，带着甜甜的味道。做班主任工作极细致，很为同学们着想，入学报到那天的姜汤就是她让人准备的。她经常到寝室找同学聊天，问学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同学们也乐意向她反映情况。她教我们语音课，发音纯正。为了纠正我们这些宁波学生讲普通话时浓浓的宁波腔，费了不少的力气。副班主任是曹维琨老师，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秀气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在班会课上，他代表全体老师表态：同学们远道而来，我们做老师的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招待，只有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颗赤诚的心和认真的备课，来服务同学们。去年，我和同学去看望他，并请他为我们班纪念入学三十年文集写一点文字。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热情，额头更加开阔，只是多了岁月刻下的深深痕迹。入学初，我对汉语言文字发生了兴趣，三天两头往阅览室里跑。找了很多书看，却不得要领。管理员是一位年近四十的中年教师，听说以前是右派，刚刚恢复工作，据说还是临时的。他话很少，经常捧着一本书看，碰到有同学来借书，就会主动向他们做介绍。他发现我经常找语言文字类的书看，就为我开了一个书单，里面有《说文解字》、《训诂学》等十几本。他还告诫我，搞语言文字...

关于普通话的故事    看了郑陆《曝书心怀》和诸葛忆兵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不由得对这两位有学问的读书人崇敬起来。崇敬之余，不免有点自惭形秽，因为我自己基本上可以归入家庭妇女一类。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不学无术”，近几年更甚。记得四十出头吧，有一天晚上连续看完了一本小说，第二天突然觉得眼睛很难受，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老花了”。顿时“万念俱灰”，断了读书的念头（事实上是一个借口，眼睛好使时也不怎么读书）。即使有时读一点书吧，“功利性”非常明确，一切为了“混饭”的需要。此外是不肯多读一点的。刚老花时，为了拉住“青春尾巴”，是断不肯戴老花眼镜的。于是，看书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不得不戴上了老花眼镜，显出了一付老奶奶的派头。上课时，一会儿把眼镜戴上，一会儿把眼镜摘下，忙得不亦乐乎。在学生的眼中，恐怕已经是一个老怪物了。遥想三十年前，意气风发，怎么会想到今天的情景呢？ 上面是看了郑陆和忆兵文章之后的一点感慨，下面言归正传吧。 初到温州师专时，我不会说普通话。记得入学第二天，要交流学习计划，侯百朋老师要求每个人用普通话交流，这可难住了我。分组时，侯老师刚好在我们组压阵。轮到我发言，我坚决要求用宁波话说，侯老师就是不准。学生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我硬着头皮用“普通话”读了起来。究竟是怎样读完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清楚的知道，那天恐怕温州同学听不懂，宁波同学也同样听不懂，因为我说的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宁波话。接下来的日子使我印象深刻，记得我说一句，同学们笑一句。很多时候，温州同学倒是还不怎么笑，以为宁波人讲话就是这样，而宁波同学却知道底细，往往笑得人仰马翻。 这种状况激起了我学习普通话的决心。好在中文专业，其中一门课程就是语音，蔡秀英老师教的。虽然我学语音非常的用心，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学习普通话行动。平时说话时，留意同学们怎么发音；老师上课时，一边听课，一边学习老师的普通话。记得当时老师上课，普通话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如历史老师“山（ s ā ）顶洞人”和哲学老师的“必然性、牛（偶）然性”就颇具代表性，这两个“经典”的发音也在 77 中文班流行了很久很久，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77 中文的同学都会报以会心的一笑吧。普通话说得最好的要数教我们现代文学老师了，听说是从北京调来的，普通话非常好，声音也非常的动...

花开花落，九山湖畔；云卷云舒，松台山前。温师相识，忽焉卅年；毕业分离，鹏程云天。远则欧美，近者身边；道路殊异，人事多变。往日才俊，以近天命；昔日师者，耄耋之年。 同学同窗，情义为先。白云苍狗，时过景迁。找点时间，抽个空闲；携亲带眷，佳期会面。得意之事，众人分享；失落之心，同学分担。嘘寒问暖，温情传遍；故地重游，寄托思念。 相隔云汉，聚合为难；回首昨日，珍惜今天。 0 八七月，五、六两天，不见不散，致盼致盼。

　　 （一） 不做教师已经Ｎ年，却经常要在睡梦中站在教室三尺讲台前。更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意外”，如：突然想起了是临时被“调课”，我应该在４０分钟前上课，有时干脆是找不到教室，也有：学期已经过了大半，给学生布置写作文却还没有几篇．．．．．．这些“意外”大多要让我从睡梦中惊醒，长长地吁一口气。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几位仍在学校工作的老同事，他们也要唏嘘；他们安慰我：虽然为你惋惜，但现在教书真的越来越艰难了。 　　自己与教师这个职业缘分太深。父母是教师，丈人、丈母娘是教师，妻子在中学工作、儿子在读书，朋友圈子中更有不少的教师。可以说，整日被学校里各式各样的信息所包围；现存与历史、发展与积弊、对策和出路，似乎都有许多话可以说，但也只能对着自己说。教师这个职业早就把自己训练成：说话、做事需要“备课”——备教材、备听众，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 　　第一次站在讲台桌前，是１７岁。在现市区最牛的那所中学，身份是临时代课教师，月工资２８元５角；代三个初二班级的几何课，学生比我小两、三岁；第一堂课是讲“等腰三角形”。从引进概念到照本宣科解例题，再补充讲稍微难一点的例题，然后要求学生口头判断思考题，最后在课堂内完成练习作业。课后，学生用微笑接纳了我，只是有女学生讪笑：老师太慌张了，说话太快，什么ＡＢ线、ＡＤ线、ＢＤ线，难懂兮。 　　一个单元教完，举行测验。是在下午正课结束后几个班同时进行，由于试卷誊印不清晰，需要逐个教室“释卷”；卷中有一道“请判断下面论断是否正确？”我用温州话一字一顿念了一遍，话音刚落，教室里轰然大笑，旁边的监考老师是女士，也是代课教师，连她也急忙掩嘴，还背过身体，面对窗户；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到办公室也不解其意，后来在家里才想明白。 　　在那所中学“代课”干了两个学期，代过的科目还有语文、体育、政治。感觉政治课最难上，要进八个班级的教室，内容连自己都很反感，学生不要听。 　　再过一年，考上大学；学校出来，就成了正经八百的“人民教师”。教师职业的苦与累就不要说了。做过教师的都知道，没有做过教师的，不可能从教师的叙述当中产生相同的感受。 　　但，做教师，真的会有许多成就感。这些成就感在于：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事先制定的课题，学生与教师人人参与，“互动”热烈，各有收获。一节课，４０分钟，哪怕有５——１０分钟出现这样的“互动”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