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与经历---诸葛忆兵

我的“文革”记忆与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

数日前，收到好友微信：“看到为文革招魂，心中有一万匹的草泥马奔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句话能说出我对此事的所有感受。吾生也晚，不是文革的真正参与者。然而，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段是在文革期间渡过，见闻经历了一些，也有不同程度的掺乎。趁着记忆还算清晰，赶紧记录下来，为口述史添砖加瓦，警示来者。

一、我的坏事滑稽事

我出生于1959年，1966年文革爆发时，上半年我正是学龄前幼儿，没赶上全国的大串联，没赶上揪斗和殴打老师，没有真正参与文革。但是，零零碎碎的坏事也做过一些，这些事今天看来更像滑稽剧。在那个由“毒奶”喂大的时代，恐怕人人都要干或多或少的坏事。

我文革期间的坏事滑稽事，都发生在小学阶段。

记忆中所干的第一件坏事，其实只有想法，没有参予的机会。那时我是温州市城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听闻高年级小学生讲述参加批斗会的经历，被批斗的对象是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一位一条腿残疾的女教师。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冲到批斗台上，用脚踢这位老师，朝那位老师吐口水，而这位老师居然还是顽固地笑着。这是班主任组织的班会，由高年级同学向我们介绍斗争的经历，此事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非常非常的遗憾和惋惜，自己无法参加这样的批斗会，无法亲自冲上去殴打那位老师，无法做一位“英勇的革命少年”。这种惋惜的强度，以至于今天回忆起来，清晰可辨。讲述中，那位老师装有的一支假腿、微笑的应对，在我们的思维中都化作恐怖和恶毒。居然如此死不改悔！居然还敢恶毒地微笑！今天想来，面对一群小学生的殴打和吐口水，这位老师的微笑一定是强装出来的，是无奈，是痛在心里！如今还健在的我的小学老师们，谁能告诉我这位被批斗被殴打老师的姓名？我虽然不是参予者，然其心可诛，同样应该道歉！

随着文革的展开和深入，我如此荒唐的坏事陆陆续续干过不少。由于学习成绩好，我在小学一直担任班干部，其间，数件事给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发现同班女同学高爱燕所踢的毽子，其中一张纸上有毛泽东的画像，立即揪住她，与数位同学一起，将她扭送到班主任金月嫱老师处，认为自己抓住了一位现行反革命。当时我应该是小学四年级，因为金老师是那一年开始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在那个一切都贫乏的年代，小学生没有娱乐和游戏，女同学们就利用一叠废纸，四周部分剪成一细条一细条，如同细细的发辫，中间放上一个大纽扣，合到一起，用绳子扎上，一个手工制作的毽子就诞生了。课间，女同学就踢这样的毽子玩耍。将毛的画像剪成一细条一细条，不是现行反革命吗？那时候，有铺天盖地的抓现行反革命的宣传和报道，在这样“毒奶”的滋润下，我们小学生的每根神经都绷紧。金老师对我的“革命”行动不以为然，并没有处理这位“小反革命”，那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已经过去，老师们心中开始有谱，我的“革命行动”就如此夭折。

在这样紧绷神经的作用下，一段时间里，我脑子中始终徘徊着一个想法：如果某天我莫名其妙说错话，说了一句“打倒毛主席”，会发生什么呢？我会怎样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走呢？大概这是在高度恐惧高压下产生的心理问题。

第二件事，更类似于滑稽事件。文革中期，有“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其形式荒诞滑稽，年轻未经历过这种仪式的一代代，无法想象。“早请示”时间半小时，安排在8点钟上课之前，就是今天学校的早自习时间段，由值班班干部领读，全部同学跟诵，完成“歌颂诵经”过程。记忆最深的几句话：“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合：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祝林副统帅，合：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林副统帅之前应该有定语，忘记了。如此神叨叨的念词，要进行半个小时，发明者大约是从宗教仪式里获得启发，对全国人民进行强制“洗脑”。1971年9月13日，林副统帅摔死在外蒙古的沙漠中，我辈草民当然不知晓。作为领读班干部，依然虔诚地领着同学们高诵：“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几个月后，政府机关已经传达了林彪事件，班级里几位同学也从家长处听到一些消息。“早汇报”时，我领读：“林副统帅”，他们就拒绝跟诵：“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非常愤怒，将此事向班主任汇报，班主任大约也听到了消息，此事再次不了了之。

在小学里还有一件滑稽事。为了防止“帝修反”入侵中国，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我们小学生要自备军装和训练武器，每天带到学校操练。那时候，老师教育我们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中国周边已经形成了包围圈。”小学墙壁上挂着“包围圈”的漫画，苏联、日本、台湾、南越、印度、蒙古等等，一条黑线将其串联，醒目地标示出“包围圈”。与周边国家都反目吵架，是当下“爱国贼”打鸡血的事件，文革期间就是如此。老师又教育我们说：“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但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又有了解放全世界的神圣任务。具体落实就是每天穿着类似军装的绿色衣服、抗着小木棍上学。老师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根木棍，漆成绿色，带到学校，每天进行军事训练。我们的课间活动和体育课，都被这样的训练占据。老师领喊：“突刺刺”，我们齐声跟喊：“杀！杀！杀！”连续向前跨三步，配合三个刺杀动作，类似部队里的正规训练。当年，我父母在外地工作，照顾我生活起居的奶奶无法满足我们学校的要求，找不到一条合适的木棍，结果找了一条细竹竿，漆成绿色，让我天天背着。在训练的队列中，我的细竹竿触目惊心的丑陋，让我一次次蒙受羞辱。就像穷人家的孩子穿着旧衣服改制的校服，站在崭新正规校服同学行列中的那种窝心屈辱的感受。那条丑陋的竹竿，我今天都能清楚地记忆着它的样子！数年前到台湾访问，与我同龄的台湾同胞聊天，他们的小学时代，居然也是怀揣着解放大陆受苦百姓的理想，天天背着小木棍上学，天天“突刺刺，杀”地训练着。两岸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不同，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案却如出一辙，都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同样对治下的草民洗脑，所作所为惊人类似。

记忆深刻的还有中共“九大”召开前后的事情，开会日期对外是保密的。老师告诉我们：“苏修”为了探听“九大”的开会日期，都在北京街头邮筒里偷取信件。这也是那个年代草根的想象，哪有机密信件投到街道旁的邮筒里？但是，学校通知我们，时刻准备着，一旦听到“九大”胜利闭幕的消息，无论几点钟，大家第一时间赶到学校，举行庆祝游行。当年没有电视，我们都是收听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8点有一个类似今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节目，我们是从这里听到“九大”胜利闭幕的消息，立即赶到小学，黑灯瞎火，学校操场上已经是乌压压的人群，然后列队上街，叫喊着：“庆祝！庆祝！热烈庆祝”之类的口号，转悠一个小时，散伙回家。那时，街道上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游行庆祝队伍，因为所有的单位都接到与我们一样的通知，要一样地上街游行。对我们小学生来说，这是特别好玩的事情，吵吵闹闹在街上走一通后，回家还极度兴奋，所以记忆深刻。后来在黑龙江大学工作，偶尔听到我们教研室主任回忆“九大”庆祝游行的经历，说：当天他们正在偷偷打牌娱乐，听到广播后立即出来喧杂游行一通，回去又打牌了。我心想：毕竟是知识分子，那时已经看透，打牌、应付游行两不误。我辈小学生，当时可是打了鸡血般的热情参予的。

二、我的日常饮食

柴米油盐醋，文革期间普通百姓还是要过日常生活的。幼年至青年时代的我，视野有限，只能记录点滴。

日常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所有物资的绝对贫乏，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所需物资都要凭票供应。一季度发一次这样的供应票，记忆中有如下票证：布票、酒票（购买黄酒）、油票、盐票、肉票、豆腐票、煤球票，等等，等等。记得粮票是另外单独发放，需要与购粮证相配，才能到粮油店里购买粮食。每次奶奶到居委会领取这样的票证，总是说：“又拿回来一张大被单。”所有的票据都印在一张纸上，我们需要用某票据时将其裁下，所以称之为“大被单”。所有商店里的商品少得可怜，且质量低劣。后读戴晴女士回忆文章，称其跑遍北京城，没有为她孩子卖到任何玩具，商品柜台全是空的。又，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时，听东欧工作回国的老师讲述见闻录，称那里的商品柜台空空如也。再读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著作，才知道物资的极度匮乏是那个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凭票供应购买到手的生活必需品，根本没有产品质量、卫生标准可言，那时候人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能买到东西混饱肚子就不错了，还奢谈其他！首先是从粮店购买的大米，都是多年的陈旧储藏物资，煮熟米饭，黑灰发散，没有任何香味。而且，购买回家的大米常常是发霉生虫子的，大人们就将发霉的大米用水冲洗干净，然后在户外晾干。户外院子里的阳光底下，常常有各家的晾晒大米。这样的大米煮成的米饭，极其难以下咽。米虫问题更难解决，因为那是源源不绝自我生长的，将大米洗净晾晒后，还是要再次生长出米虫，奶奶就鼓励我们吃饭时不要看饭碗，狼吞虎咽，将虫子一起吃进肚子，且说服我们：“一天吃三条虫，面白嘴唇红。”前几年，市场上出现“毒大米”事件，我在人民大学医院理疗时，听一位老太太怀念毛时代，说：“那时没有毒大米。”我时常无法忍受这种弱智的健忘，插话说：“你胡说！我们那时天天吃发霉生虫的大米，都是毒大米！”老太太哑口无言。即使这种发霉的大米，依然供不应求。那时粮食根据每人的年龄、社会身份、从事的工作种类定额供应。最初，还能拿粮票与购粮证相互验证，买到陈旧大米。大米越来越少，政府开始规定大米与其它粗粮搭配供应，搭配的粗粮主要是地瓜干，也是黑灰发散的，更加难以下咽。开始规定：大米与粗粮的搭配比例为8:2，后来改变为4:6，一个月的定额口粮大部分是粗粮，对一直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来说，苦不堪言。那时候，有“毒大米”吃，是极其幸福的事情，某些有背景的家庭才有此可能。

再来谈论肉票。肉票是用来购买猪肉的，记得每个月每人定额三两，所以，吃肉是一件奢侈事。温州私有经济扑灭不息，一直有私人菜市场交易，那时候是非法的，称之为“黑市”。家有余钱的，可以从黑市购买一些猪肉，打打牙祭。那时候，饭菜中有猪肉，对我们孩子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快乐。有个别家庭，因居住房屋周围有空地，就自己饲养几只鸡或鸭，母鸡是用来产蛋的，即使公鸡也是过年过节时用来招待客人的，家中孩子对这些鸡与鸭不会有非分之想。惟独鸡或鸭发瘟病快死的时候，成为孩子们窥视的对象。长辈先是对瘟鸡瘟鸭进行抢救，抢救方法极其简单，将瘟鸡或瘟鸭置于大的木头盘子底下，不断将木盆掀起盖下，扇风进木盘底下，至今我也没兴趣去追究当年这些土法治理病鸡的医学原理。一旦这种方法失效，只有宰杀一条途径，这又轮到我们孩子兴奋了，我们极其难得地可以吃鸡或吃鸭了。今天要是将病鸡、病鸭、病猪肉卖给顾客，如犯天下之大不韪。文革时期，没有动物检疫法，鸡、鸭、猪肉等绝对不可以被扔掉，怎么可以暴殄天物？大人和小孩都快乐地享受着。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一次曾听副校长杨慧林老师回忆他的兵团生活片段。他有如下讲述：某次兵团一头猪病死了，食堂开饭时排成两队：愿意吃病死猪肉的为一队，另外再排一队。愿吃病死猪肉那队排得长长的，另外一队里有抵挡不住猪肉的香味，“叛离”原来队伍的，心甘情愿去吃病猪肉。那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要比当下短了许多，应该有社会学家去统计这些数字。这与那个年代食品的匮乏和不卫生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根本没有食品安全卫生的说法。当然，比较高级乃至中央的领导们，吃的是特供，他们观念里是有食品安全卫生与健康的。其他芸芸众生，没有那矫情的可能性。

我的个别饮食嗜好与物资极度匮乏相关。我原来一直特别爱喝牛奶，因为在我儿时，牛奶属于稀缺物资，价格昂贵，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记得温州五马街拐角处，开着一间买牛奶和蛋糕的商店，记得就是“五味和”商店。那里销售的牛奶是奶粉冲泡的，淡淡的，略有奶味。对我来说，就是可望不可即的高档享受，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领我进去享用过。只是他们闲谈我儿时趣事时，提及我路过店门口就不愿再走，父母告诉我说没钱购买，我便提议他们到“钞票店”（指银行）去拿。儿时的渴望，培养了我喝牛奶的爱好，到了可以随意喝牛奶的时代，我家里总是有牛奶。同时，我爱好一切奶制品：大白兔奶糖、奶片等等，这些嗜好都来自文革年代的深层记忆。

三、社会环境与生活之见闻

文革时期温州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又是未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造反有理”是当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政府机构瘫痪了，“公检法”被砸烂了，社会几乎进入无序状态。

首先是有关“武斗”的记忆。文革时期，成立许多造反派组织，观点相同的又合并到一起，最后各地大致都形成两大派。其中一派为“保皇派”，大约是保护“走资派”的；另一派则称造反派，是造现任当权者反的。温州两大派分别为：保皇的“温联总”和造反的“工总司”。“温联总”是获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系势力支持的，“工总司”则获得中央文革一系势力的支持。在毛与中央文革“要文攻武斗”的怂恿下，双方从各自途径获得武器，展开大规模的武斗。当时全国都有两派的大规模武斗。中央文革与林彪是一丘之貉，林彪系的部队到温州“支左”（支持左派，当年专用名词），“温联总”败退乡村，开始长达数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温州城市里的武斗遂告结束。大概如此，具体情况更为复杂，我等小孩也不太清晰，要等待专门的研究文献资料揭示。关于这段史实，我还有一件恐怖事情的记忆。我的邻居是本单位里“工总司”的小头目，某日带我去他单位玩。该单位里不同的房间内，到处都是将双手反捆在椅子背上、用黑布蒙着眼睛的人，这些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不过是“温联总”派别的，被抓起来审查。那种恐怖的场景，当年时而出现在我童年的噩梦中。

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结束后，温州市的治安由“工总司”武装人员负责，也称其为“民兵”。他们忙于派别武装内斗，败退的“温联总”武装还盘踞在乡村；疏于社会治安管理，温州市内治安，进入极为混乱的时期。有两件记忆深刻的事情。

第一，大规模私人械斗。

温州人有点莫名其妙的“侠气”，不问是非，只帮朋友。民间种种纠纷，或邻里矛盾、或同学同事口角、或意气相争，双方皆纠集数十人至上百人，相约在半夜的某街道，各持土制武器，展开大规模的械斗。我曾亲眼目睹这样的一场械斗。那已经是文革后期，15岁就辍学的我，进入一个街道小工厂，三班倒地打发时光。某日上夜班，听说工厂外面街道上要开始械斗了，我们蜂拥而出，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械斗双方，都尽量避免伤及人行道上观摩的无辜观众，否则，可能为自己一方招来新的敌对和仇恨。械斗场景如下：械斗双方在马路中间面对面列队，中间有十几米的空白地段，械斗双方的第一排武装人员，都是手持“外扎”者。“外扎”是当年温州民间私人群体武斗最著名的武器，原来是舟船上的工具，长长的竹竿前头，套一个大的铁钩，每当舟船靠岸时，用此“外扎”勾住岸边石头，帮助舟船拢岸。据说，数次大规模械斗时，瓯江岸边舟船上的“外扎”被洗掠一空。温州当年俗语有称：“温州三件宝，外扎、麻将、煤球捣。”“煤球捣”容后解释，先言归正传。从当年流行的俗语中，可以看出民间群体私斗的频繁和“外扎”在武斗中的崇高地位，它可以远距离攻击敌方，并且致命。以“外扎”武装者，手持竹竿，铁钩着地，整齐排列，面向敌方。他们身后是手持木棍、斧子、道具者，再后排是手持石块者。一声呐喊，各自冲向对方队伍，拼命厮杀。那是斗殴死人，是家常便饭。此种武斗也有滑稽的一面，如果某方显示出败像，此方人员立即纷纷抛下武器，跑到人行道观众之中，也就安全脱险了。因为这种武斗人员的聚集，多数都是武斗主人邀朋友，朋友再邀朋友助阵，也就是手握石块在后面充人头者，他们是不会拼死打斗的。

我们的街道小工厂地址在温州市的西面，温州人称“西角”，那里居民的私人械斗最为著名，以至于温州许多其他区域居住者不敢与“西角”人械斗。所以，工厂外街道上半夜时相约的械斗很频繁，往往我们还不知道，外面械斗已经结束。某次，一头血淋淋的伤者跑到我们厂里躲藏，说是头上被斧子劈了一下。我半夜前往工厂上班的路途中，经常能够碰到十几个人的小队伍，手臂上扎着白毛巾，持棍棒或道具，雄赳赳跑步过去，前往械斗集合地。混在人行道的人群中看热闹，没有任何恐惧；当这小股武装跑过身边，场景瘆人。

温州后来又发生了两大派别的第二次武斗，据说这在全国都罕见，再度见出温州人的尚勇好斗。在外来军事力量的干预下，“温联总”再次败退，“工总司”成立“民兵指挥部”，负责温州市治安。据说，某些有背景的人士展开私人械斗，各自找到“民兵指挥部”里的朋友助阵，双方都携带步枪、机枪参加。有真枪实弹之后，械斗反而被制止了，双方都有了震慑对方的武器，谁也不敢开第一枪，械斗也就夭折。

第二，群体性骚扰女生。这种人间奇闻，需要赶紧记录下来，以为史料。

文革期间，没有任何娱乐方式，青年们无处消遣，每到夜晚，都三五成群地在街道上闲逛。青少年时期的我，到工厂上班后，每天夜晚一定有单位同事相约在马路上闲逛。一路闲逛，一路胡说八道，累了就回家睡觉。群体性骚扰女生事件，就在这夜晚的闲逛中发生。在人群涌动的大马路上，在明晃晃的路灯下，突然有一男青年跑向一女子，拉脱她的裤子，再躲回到人群里去。于是，大量的人群就蜂拥围观被撤掉裤子的女子，女子边哭边跑，与女子同行者竭力保护着她，沿途跟着跑而看热闹的人群，如滚雪球般增大。汹涌的人群在观看过程中，又有躲闪不及的女子被某位男子橫抱摔倒，脱掉裤子。脱完裤子，肇事者总是迅速躲回人群，再围观起哄。据说，起因是该女子与同行男子过于亲昵，打扮有点妖娆，被认定为“骚女人”。注意，当年所谓的“亲昵”和“妖娆”，在当下不值一提。这样的大规模性骚扰，甚至要持续一个多小时，直到民兵指挥部派人前来解围，将被围困的女子救走。发生一次群体性骚扰事件后，没有追究肇事者，就被后来者效仿。夜晚的大马路上，而且往往是温州市中心最热闹的五马街周边，多次发生这样的大规模性骚扰事件。后来模仿者，已经不管该女子是否有亲昵行为或妖娆打扮了，只是要脱掉女生裤子，围观起哄。舆论往往是批评女生的：谁让你夜晚外出闲逛！我在夜晚闲逛时曾经遭遇过此事件，就在五马街道上，据说前面又有被脱掉裤子的女生，我也跟着人群跑动，想挤进去看热闹。人群过于拥挤，跑来跑去，只是听说又有新的女子被脱掉裤子了，却始终无法挤到最前列，亲眼目睹。那晚人山人海、万人空巷的场景，给我深深的记忆。

其实，这样大规模性骚扰女生的事件，是由手握执法权的“民兵指挥部”里的民兵，以执法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他们突然在马路上设卡，如同今日查酒驾，如果认为某位过路的女子裤子样式有点时髦，当时俗称“喇叭裤”，就强行截留，当众将该女子的两条裤腿用剪刀从脚跟剪到大腿根，马路两旁人行道上又挤满了观看的人群，看着该女子光着两条大腿，狼狈逃窜而去。我也曾是马路边围观之一。因为穿“喇叭裤”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民兵们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拿着剪刀剪破女生裤腿的民兵们，当时内心的龌龊应当与夜晚抱摔女子趁机脱裤的流氓相同。以执法的名义来得光明正大，所以，白天设卡剪裤腿的事件，要远比夜晚当众脱女生裤子事件频繁。

最后，解释一下“煤球捣”。温州的多数工厂已经停工，煤球厂也不上班，居民们拿煤球票只能买到煤粉，家家户户自备蜂窝煤球制作模具，手工制作蜂窝煤球。自制蜂窝煤球的模具，被称为“煤球捣”。往模具里填满煤粉之后，盖上盖子，要使劲用榔头往下砸，捣实煤粉，温州俗话称此工作为“捣煤球”。这是又一件令我恐惧的事情。我生活在奶奶身边，捣煤球的任务理所当然是我的。当年人小没力气，每次捣实煤粉后，往上拉模具盖的过程，非常吃力。所以，每次捣煤球，要花费我一整天的时间。更别说浑身黑乎乎脏兮兮的，令人作呕。后期甚至连煤粉也买不到了，买到的是煤块。我有增加工作量了，先将煤块捣碎，和上一定比例的黄泥，再开始捣煤球。和黄泥比例一事，也是你传我、我传你，相互学习而来的。详细记载这件事，可见我们当年生活的艰难苦辛。

文革期间的民兵和后来逐步恢复的公安系统，他们也抓社会上的“坏人”，予以种种惩罚。我等平头百姓随时可见的惩罚是“游街”。即，将一群抓获的各类“坏人”，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昭示着他们的罪行，高高地站在敞开的大卡车后面，围着卡车车厢站成一圈，面朝外边的观众，卡车沿街道缓缓行驶，被“游街”者在侮辱中完成这一过程。这种画面，文革之后许多地方还在重复，国人一定不会陌生。文革期间，最早被“游街”的是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被俘获的温联总战斗人员等政治犯，后来更多的是做小生意维持家用的所谓经济犯，胸前大牌子上写道：“投机倒把分子某某某”。文革期间，我所见到的最后一批“游街”者身份最为奇特。1976年，毛泽东死了，政府要求治丧期间所有人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有人依然躲在家里打扑克或麻将，被举报抓获，于是被“游街”。当时已经失去了观看“游街”的兴趣，没有上前端详，不知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什么罪名。

“温州三件宝，外扎、麻将、煤球捣。”从一个角度总结了那时的生活和社会环境。

四、我的读书学习

与上述一切的贫乏相比较，文革期间最为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乏。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学习都是在文革期间，一个无书可读的岁月，一个读书相当于干“坏事”的岁月，一个不幸的岁月！

那时候，所有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都属于“封资修”（文革专用名词，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是禁书，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充斥着灌输仇恨、编造谎言的文章，内容极度贫乏。如刘文学为保护几根辣椒而死去、刘文彩家如同人间地狱般的收租园、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等等，等等。课文中还有诸多毛泽东的语录或著作，是必须背诵的。倒背如流，本来只是一种形容词，形容背诵的熟练程度。文革中竟然真的成为背诵毛泽东语录或著作的自我要求，同学中就有倒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同志》等篇章的，我们都极其羡慕对方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背诵境界。语文课本里的诗歌是这一类：“贫农张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过去受剥削，干活地主家。……”这方面现在或将来应该有专门的研究者去展示和研究。这种贫乏的教育延伸到中学的英语课堂，我的初中英语课本前两篇课文，至今能够清晰记忆：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即“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即“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当年背诵之熟练，今天还能脱口而出。以下课文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许动！缴枪不杀！”等。后一课俨然是为我们将来要上国际战场准备的英语口语教学。

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学习，成绩是教会我们识字读书了。课堂的贫乏，促使我们寻找课外读物。然而，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说都被列入“毒草”行列。毛泽东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判决建国后多数小说的死刑。文革初期街道旁，悬挂着长长的“毒草”榜单，书名无法记忆，那一大墙面的白纸黑字给人深深的印象。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那是极个别当年未被列为“毒草”的书籍。读小说上瘾后，到处挖空心思借阅，见到一切人都要问：“你家有书可以借阅吗？”功夫不负有心人，因此借阅到一些文革大扫除（文革专用语，指烧毁一切书籍）之后的漏网书籍，如《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暴风骤雨》等等，其实也都是很革命的小说。那时候，谁家也不敢藏匿古代小说或海外小说，或者即使有也不敢外借，我从来没有借到过此类书籍。借到书之后，如何找机会阅读，又是一个难题。那个年月，小孩读书相当于“干坏事”，我年幼的妹妹向父母举报说：“哥哥又在读书了！”总是令我异常恐惧。我就将书籍放在打开的抽屉里，一有父母动静，立即关上抽屉，假装在做作业或玩小石子等。好在父母在外地工作，我生活在奶奶身旁，有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也要防备奶奶见父母面时告状。我奶奶的嗜好是见到我父母面时，诉说我的一切罪状。为了防患于未然，我的基本措施是：夜深人静之后，拿一根偷藏的蜡烛，悄悄来到堆积废物、布满灰尘的小阁楼，静静阅读。某次，不知如何找到一个手电筒，半夜蒙在被窝里读书。那时电池是奢侈品，这样的阅读只能偶尔为之。即使如此防范，还是要被奶奶时时发现，每次都告到我父母那里，父亲偶尔回到温州，都要给我上长长的政治思想课，内容之一就是：不要读书，读书无用。

文革后期，一些符合当时政治需求的小说开始出版，最走红的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我已经辍学工作，口袋里有了几元零花钱，就托人从上海购置这些小说。因为当年书籍是紧俏商品，在温州根本买不到，只能从上海购买带回。记得我购买的小说有：《水下尖兵》、《大刀记》等等。《大刀记》好像是厚厚的上、中、下三大册，作品极烂，连我如此嗜好读书的人都读不下去了。这里，我要重点介绍文革时期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这是图书界、小说界的“奇葩”。小说主题是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与浩然所有小说的主题一致，即：地主、富农如何如何搞一切破坏，贫下中农如何如何与之斗争，最后获得胜利。《虹南作战史》叙说的是上海郊区农村的故事，“奇葩”之处在于：小说故事每每叙述一段，一定要出现一段黑体字，离开小说情节，进行政治说教，类似于今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内容。黑体字部分，记得往往引用毛泽东语录，然后开始一段说教。如此“奇葩”作品，文革期间也只有一部，我也只有阅读一次，却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建议能够借阅到此作品者，一定要翻阅翻阅。我在大学课堂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讲到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创作理论“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时，时而举《虹南作战史》为例，说明过度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危害性。直到文革后期，我已经在小厂上班，某日在姑妈家看到新出版供批判用的《水浒传》，立即捧在手里阅读。我父亲某日回温，姑妈立即告状：“你儿子都敢读《水浒传》！”父亲此际脑子稍稍开窍，回答说：“现在《水浒传》好像是可以阅读了。”那是我阅读的第一种中国古代作品。除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唐诗、宋词、元曲，更不知道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海外作品阅读，好像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其他则完全空白。

读书既然无用，又没前途，而且毕业后可能会被逼着“上山下乡”（文革专用语，指逼迫中学毕业生落户到农村和边疆，成为那里的劳动者），父亲就筹划让我辍学打工。林彪说：“上山下乡等于劳教”，事实如此。当年所有的家长都想方设法让孩子躲避此种“劳教”。对了，父亲也曾督促我努力学习。这是我初中毕业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据说又要恢复种种考试，包括初中升高中考试。父亲为了我能上高中，整个暑假白天夜晚让我在炎热中没有休息地学习：做题，做题，做题，类似于今天复习迎接高考。注意，是学习，不是读书，与今天某些家长的做法一样。我高中仅读一个学期，1974年即辍学到小厂打工，那一年我15周岁，我在外地工作的叔叔曾指责我父亲让我做童工。我的高中一年级时段，正处于“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新一轮“读书无用论”来袭。看看风向不对，我父亲就托关系为我找到一个小厂，我也正式结束了初级学习阶段。期间，父亲为我将来生计，还让我到木工厂跟随一位亲戚学习木工手艺。我天生不是这块料，做成的小板凳歪歪斜斜，我那木匠长辈将我开除出学徒行列。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工厂没有目标地上班下班，无书可读，无消遣娱乐方式，才有了上述的夜晚闲逛，以及跟随起哄人群看热闹。年轻人，总有幻想，有异想天开的一面。因为喜欢阅读，我就幻想自己是作家，开始写作故事，所构思的往往是抓捕敌特的惊险故事。开篇是这样的：“深夜，远处传来‘啪啪’的枪声……”小说从来只有开头，从没往下写，也不知道写什么。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之低下，于是，开始写日记，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记得写日记时的满篇病句，自己都读不通。日记里写到对某位女同学的爱慕之情，这是青春期现象。某日，父亲回温，偷读我日记，狠批我这种不良思想倾向，吓得我再也不敢写日记了，写作训练就此搁浅。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已经是中学教师了，听说我的姑父偷读我表姐的日记，基于自己惨痛的经历，就指责姑父，姑父断然回答说：“别跟我来资产阶级那一套！”

我对读书总是有一种渴求，又托人从上海购买了数学、物理、化学青年自学丛书三本，因为没有目的，读读也就放下了。这套书对我1977年参加高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年恢复高考后，大家找不到可以复习阅读的书籍，找几本高中课本都非常艰难。我则有一套完整的自学丛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将三本书自学完毕。

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的恢复，我今天的社会角色或身份会是什么呢？这是每个“77届”学生都会自我追问的问题。

由于年龄的限制，我对文革的回忆是浅层次的，非常狭窄。阅读资料，才知道文革期间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被打死或自杀，农村地区也曾发生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文革专用语，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家庭的灭绝屠杀，武装械斗时曾有大规模的死伤，等等，等等。中共中央后来对文革的描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浩劫”等，都是十分确切的总结。让我们的国家回到这样的浩劫之中去，这些人是中国人吗？还有做人的起码良知吗？我的心中有一万匹的草泥马在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