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7届--不一样的高考故事---黄莺

　

好多人觉得我很开心，是个很乐观的人。说实在的，我的确是个容易开心的人，不过那并不是生性乐观，而是我有遗忘症。特别是那些极不愉快的事，我会阶段性失忆。如果不是有记日记的习惯或者被触及了死命地去回忆，许多事都不记得了，就象这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也是我参加高考三十周年，很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是被近来媒体的大量提及，我已经不记得了。即使这样被不断地提及，许多细节也已经随风而逝，找不到蛛丝马迹了。

暂时困难的第一年，我出生。文革的第一年，我开始读小学。文革结束的77年，我也高中毕业了。

那时居民户口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除非你已有哥哥姐姐下乡，家里只剩下你一个孩子，或者父母选择你留城，才有机会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

我是留城的。

姐姐毕业时，父母很想让她留城。但懂事而顾念我们的姐姐还是决定下乡，这样至少可以让娇弱的弟弟不必去农村。姐姐下乡后，以她的勤劳和善良，在吃了很多苦后，也获得了许多的荣誉。她是浙江省首届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唯一的一位宁波知青代表。然而，即使是这样，父母在亲眼目睹姐姐所遭受的一切艰幸后，再也不让也是女孩子的我下乡了。他们很艰难地作了选择，让我留城，宁可将来让弟弟下乡支农。

高中刚毕业的我，对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概念，而留城后的工作分配也不是身为右派的父母能够左右的，当时留城的有背景的同学已经在挑选单位了。所以，面对父母将我留城这样的选择，我没有欣喜。来自邻居、同学的探问，我更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你留城了？那你弟弟以后就要支农了。”

“你工作了要帮你姐姐和弟弟啊，你们三姐弟就你好。”

“别看你妈平时对你最不好，现在你看，还是对你最好啊。”

我很惶恐。我能做的只有天天学着买菜、烧菜、洗衣服，等待着那些未知的未来。那时，我反而特别沉迷在家务里，学会了腌咸菜、做泡菜、做饺子馒头、织毛衣，甚至还学裁缝、学绣花。

这样到了十月份，突然就到处传着可以考大学了。院子里支边支农的那些邻居哥哥姐姐们十分激动又十分懊丧地谈论着这个话题，父母也从学校里带回来肯定的消息。而且，考上大学不算留城，如果我考上了，弟弟就不用支农了。

不用“如果”，我一定能考上。我在同龄人里很有名气，一是因为我读书从来都是年级里最好的，二是因为我捣蛋也从来都是年级女生中数第一的。

我信心满满地复习，信心满满地报了理科，信心满满地在志愿表上不知天高地厚地填了我所知道的最有名的清华大学，信心满满地在1977年12月11日-13日走进考场，信心满满地等待录取通知。

那个时期，消息都来自小道，各种各样，刚带着你上天堂，还没回过神就又拉着你下地狱，而后者传得又快版本又多，让人极度不安。

陆续地有同学收到了通知，我没有。得到的都不是好消息：要照顾历届生，应届生录取的比例只有20%；要政审，父母是右派的资料不送到省里去------

录取完了，还是没有我。这么没面子的事，让我绝望伤心透顶。

在完全没想法时，又传来了扩大招生的消息。说邓小平指示，不看出身看本人表现。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通知书到了。这是一个普通的黄皮信封，寄信人一栏上写的是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打开一看，我被该校录取在文科班。

温州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是师范？为什么在文科？

那份通知没有给我带来一丝的兴奋，反而让我更加郁闷。没有哪个老师喜欢过我，我也不喜欢做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要学数理化，而且我理科一直很好，为什么把我弄到文科？文科是没本事学数理化的才去学的，太没道理了！那个温州又是个什么鬼地方？怎么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变得沉闷了，谁都不想理，整天黑着脸。没几天，家人就搁不住了。父母开始骂我，让我死了再考的心，因为政府通知了，录取后不上学的，取消78年考试资格。弟弟也说我，考上了神气死了，了不起了，都不理他。

一天的下午，我大哭一场后，穿上整齐的衣服，在床上躺好，拿出准备好的裤带，勒在脖子上，用力，抽紧。

无可名状的难受。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的，等再能喘气时，我已经扒在床边上狂吐了。

这份难受使我放弃了自杀，开始听话地准备去读书。

我一直一直认为，我不能上我想上的大学是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从小习惯看父母被批被斗，这样的牵连没有对父母产生过丝毫的怨恨，也从不知道要去恨谁。

然而------

2003年的某一天，我从劳动局取一批员工的档案，里面也有我自己的。看到我的那份特别的厚，好奇，打开。

足足有十多张是高考后对我的政审调查，其中的几页看得我心绪难平。

政审小组向我的同学、班主任、任课老师、居住地的居委会调查了我，更是到杭州我爷爷居住的居委会调查了我。

感谢我的同学陈忆平，感谢和我父母不是一个派别的班主任教师袁大行，他们都肯定了我的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

鄙视那个从没教过我的陈姓数学老师，他任化学老师的爱人曾是我十分敬重和崇拜的人，没想到他居然在背后捅了我很致命的一刀：该同学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立场不坚定，站在了党的对立面。（我不知道这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哪一次，更不知道我一个高中生怎么就站在了党的对立面？）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政审小组在杭州的调查结论。

我懂事起一直到十三岁时，才知道我有爷爷奶奶，他们住在省城杭州，72年父母带我们三姐弟去看望爷爷时，还是转道上海再进的杭州，出发时父母也没有特别告诉我们到杭州去干什么。满头银发的爷爷是个很干净很有气质的老人，精神镬铄。原来他是解放前最后一任杭高校长，因为历史问题进了监狱。我们也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大伯，在吉林，他有个女儿，一直留在奶奶身边，那时要去东北支边。

杭州武林街道的调查意见是：该人一直反对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政策，多次从东北逃回杭州，并对党多次发表不敬言论。后面还签了一些邻居的证言。

我想过来人一看这些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太过平常，但现在的孩子是不会明白的了，还好，他们可以不用去明白这样的人心险恶。

那个陈姓老师和爸妈是好朋友，是我们年级另外两个班级的任课老师和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猜来猜去，他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升学率。他一定担心一班二班比他的三班四班考得好（平时的确是我们考得好）。在这么早的时候，在这么重要的关头，他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了我们一生命运的前面，让人不寒而栗。

那个政审小组，我就只好继续鄙视了。那是个由和父母对立派别的副校长挂帅，一个无聊工宣队和几个革命激进分子组成的，那些人每次运动都将父母归为敌人，我妈妈最早是“王光美”，后来做过“叶群”，再后来就是“江青”。他们巴不得找些莫须有的东西按在我父母头上，所以才会明知武林街道弄错对象仍然将这些材料放入我的档案。他们居然从宁波一个偏远的叫柴桥的小镇不辞辛苦地来到杭州，作了这样的调查。更讽刺的是，他们是看着我在那个小镇长大的。

我不喜欢我的1977，政治运动造就的人心险恶，白纸黑字地在我的档案里，还要跟着我一直永远。这就好象别人生的毒疮，那痂却结在我这里，让我反胃。

(转载自黄莺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