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及其背后的故事---张智勇（知曰）
从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间，我们平均不到两年就搬一次家。在1989年至1995年之间，我们更是年年搬迁。我们的人生经历几乎可以说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搬家所组成的。搬家成了我们那二十年人生中最为鲜明的印记和一道最“靚丽”的“风景线”。
生平第一次搬家
一九八零年八月，温师专毕业被分配到瑞安中学。于是有了我平生第一次的搬家。那次搬家也揭开了我以后二十年间大小十多次且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搬迁序幕。
当时只身一人。搬家时除了被褥和几件换洗的衣物之外，就是三大纸箱的各种书籍。只是当年温州市区只有“汽车南站”，而我们家在市区西北面，距离汽车南站至少有五六公里。尽管温州至瑞安的路程仅三十六公里左右，乘坐公交车却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位于隆山脚下的当年瑞安东门汽车站，距离西山脚下的瑞安中学也有大约三公里之遥。从东门车站去瑞安中学，得经过窄长如扁担拥挤似码头的解放街。除板车和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外，我记得就没有其它公交机动车可抵达学校了。交通的确是很不方便。托运的三大纸箱书又没能随我同车抵达瑞安，只能在次日再去车站领取，叫三轮车，花了两块五毛钱，才运抵学校。
刚到瑞安中学时，还未开学。给新分配老师的单身宿舍尚在装修，暂住学生寝室。学生宿舍紧邻公共厕所。时值盛夏，蚊蝇乱舞，嗡嗡作响。宿舍内随处可见一种体型硕大、黑白相间的花蚊子。这种花蚊子着实厉害，居然能隔着一层衣服叮咬肌肤。被叮咬之后，皮肤立刻出现红肿，且奇痒难忍。蚊香和驱蚊剂均无济于事，唯一的逃避途径就是躲在蚊帐中央。
数天之后，装修完毕，搬至约十平米的单人房间。房间由一坐北朝南的大教室间隔而成。南北各三间。与我同时被分配到瑞安中学的同学严正和我分别住南北两间。中间是约两米半高的人造板隔墙。其余四间分别住着也于当年分配或调入的四位老师：体育老师留少勇(南屋)和杨金平(北屋)，数学老师周则鹤(南屋)和英语老师余强武(北屋)。
由于住北屋且又是平房，前面约十米又是当时学校两层楼高的理化实验大楼，因此房内终年不见阳光。又是泥地，潮湿异常。到了冬季，更是阴寒入骨。尽管是刚刚装修的屋子，老鼠却已大行其道。墙角壁上老鼠打的洞已随处可见。就是挂在墙壁上的米也难逃“厄运”。老鼠居然穿过空心的隔墙，在恰好是悬挂米袋的位置打一个洞偷米。尽管居住条件如此，但是说实话，在内心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满足。这斗室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它成了我以后近三年日常生活起居之所，读书学习备课的书房，和躲避心灵创伤的小天地。再说，当时住在一起的六位老师年龄相差不大，大家都独身一人(余强武老师虽已成婚，但夫妻分居两地)，共同话语很多，尤其是和严正住前后房间，得诸多照应和帮助。
一九八三年三月份，我和亚琴结婚，学校分配给我们一处大约二十平方米大房间，和一间三家共用的厨房。房间位于我原来单身住处以南约五十米，在当年瑞安教师进修学校大楼的底层。虽仍然是坐南朝北，但水泥地面，南面又有一扇高大的窗户，阳光充足，通风又干燥。居住条件比原来住的地方好多了。我们将房子一分为二，南面作卧室兼书房，北面为客厅。我们住在那里直到一九八四年六月调回温州。那一年多时间里，最令人高兴和激动的事情当属女儿的降生。而三家共用一厨房，给我们那一年多的生活更是带来许许多多的乐趣，至今仍让我们念念不已。
厨房位于我原来单身宿舍所在平房的东首，好象是后搭的简易房，大约十五平方米，用课桌大致分成前中后三块，每家各居一方。另外两家是，图画老师陈杲一家和政治老师陈克夫妇。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往往是最热闹、有趣和轻松的时刻。大家一边各自忙于备料烧菜做饭，一边又海阔天空东南西北闲聊。做出一个得意的菜也相互尝尝，分享喜悦和快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传来了陈克妻子因癌症去世的消息，唏嘘不已。陈克与我从小学至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读温州师专时又是前后届，我学文他读政治专业。毕业以后，他也被分配到瑞安中学，与我任教初中段同一年级，也担任班主任。与我同年结婚，婚后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们使用同一厨房。他们女儿也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出生。一九九三年回国时，我们女儿与他们女儿陈辛思就读同一小学，又成了同班同学。
这生平第一次的异地搬家，从本质上说，是当年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大学生分配制度使然。面对那种体制和模式，除服从之外，个体一般不敢违逆，也很少还有其它的选择。因此，那次搬家可以被定义为“被动的服从式的搬迁”。那次搬迁和背后的原因以及带来的结果，相当典型地反映教育的一种社会学功能，即教育可以促使人口的流动，改变受教育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搬回温州
在得知被分配瑞安之后，我才渐渐地了解到了一些有关毕业分配的内幕情况。我和后来被分配至永嘉县的叶正猛原本是与童小豹一起，被计划留校的。后因不知何种原因和矛盾，最后只有童小豹一人留校。这个消息，当时对我的精神和心理上打击都是相当的沉重，不仅使我情绪低落心情沮丧，充满了挫折感，而且身体也因此几乎被击垮：从一个在运动场上体会不到什么是疲倦的体育健将，一变而成为连每天两节语文课那样正常的教学工作都无法承受的病人。它成了我在瑞安四年中难以摆脱的心灵创伤和阴影。从分配到瑞安中学的那一年开始，我就不时地在为改变自己“牺牲品”命运而努力和抗争。设法调回温州和报考研究生就是两种努力和抗争的形式。与工作调动相比，报考研究生的动机要稍稍复杂一些。如果能成功考取硕士研究生，不仅可以换一个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更高一个层次学业和人生追求目标，而且还可以改变作为一个师范毕业生既定的从教身份。要知道，在八十年代，中小学教师还是一个相当不受欢迎和不被重视的行业。但在那个时候，要考取研究生也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诸葛忆兵在其“人生能有几回搏”一文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知识底子的薄弱，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同样繁重的考研复习准备之间的矛盾，复习资料的匮乏和信息的短缺，都是一座又一座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和高山。招生数量很少，报考专业和学校，还有导师的选择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最终成功与否。对我来说，除上述这些因素之外，面对的还有一个身心状况的问题。我不仅没能将分配所受挫折有效地转化成考研的动力，反而被一时挫折压垮身体。身体状态的不佳和精神状态的不稳既影响了正常的学校工作，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妨碍我考研的复习准备工作。
与复习报考研究生同时进行的是工作调动。分配到瑞中的当年，我即提出工作调动的申请。我大哥大嫂一九七九年移居比利时，将三个年幼的孩子留给我父母亲照看。同年，我弟弟也参军去了北方。八零年我被分配到瑞安之后，如何照看哥嫂留下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就成了我们家当年面对的一大难题，也成了我提出要求调回温州工作的充分的理由。我大哥为此事，还请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领事部出面给中国国务院侨务部门写信，请求他们与温州教育当局协商，设法将我调回温州工作，以便照顾他们的孩子。有意思的是，在我调至温州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之后，这封信却转到我的手上处理。
在经历了两次研究生考试失败之后，工作调动却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八四年六月份，我不仅被调回了温州市区，而且被当时任温州市教育局人事科长看中，“截留”在人事科，成了主办师资调配的干事。我因此也就从被人调配的教师变成调配教师的人事干部。那次工作调动,侯老师、殷老师、严正、正猛等都给予了许许多多的实实在在的尽心尽力的帮助和主动热情的鼓励。于是在一九八四学年结束之后，我们又搬回了温州，住在市区雪山路花坦头。那是一间无客厅的一居室套房，二楼。包括阳台在内，面积大约二十二平方米。那是温州市卫生局分配给我父亲的，也是我父亲一九四九年从北方随大部队南下，在温州勤恳工作清苦生活五十多年后组织上分配的唯一一处房子。
在教育局工作一年之后，适逢机构改革，教育局“升格”为教育委员会。我被提拔为温州市教育委员会普通教育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在以后的三年中，还兼任温州市中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主持全市区中学招生工作。
如果说一九八零年搬迁到瑞安是一次无奈的被动之举，那么八四年调回温州重返市区，就是一次体制之内主动的抗争。那是一个师友相助，时机把握，自身努力，和运气眷顾等四个方面几乎完美结合的产物。工作调动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搬家，给我带来了至今为止最安稳、最快乐、最幸福、最温馨、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段历时五年的美好人生经历。
跨国搬迁之自费留学生涯
两年多的温州师专教育，给我最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教会了我许许多多文化知识和技能，唤醒并强化了我的求知欲望。我不再满足于已经学到的知识技能和已经获得的学历，总想努力争取机会再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面度，进一步充实自己，改变既定的命运。两次考研的失败，并没有丝毫地改变我这一师专的印记。在我调到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如愿的人生最佳的时候，我仍在做这样梦想。就在我积极复习，准备参加第三次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已全家移居比利时并经营中餐馆的大哥来信，问我是否想去那边。我心里当然很想出国，何况在八十年代出国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时我们生活稳定，工作顺心，位置又好，我不想单纯的为打工挣钱而出国，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我那研究生之梦。于是我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了哥嫂，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相助。一年之后，几经周折，终于办成了去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心理和教育学院教育系读硕士研究生的签证。办妥停薪留职，保留党籍等等手续之后，于一九八九年底，由亚琴、女儿辰凌、父母亲和表哥伴送，先乘船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虹桥机场出海关搭乘飞机，途经香港和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最后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机场。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那一“坐”就出了国门，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欧洲。那一“飞”，也揭开了我生平第四次搬家的序幕，而且还是一次国际性的跨越欧亚大陆的大搬迁。那次搬迁，历时一年半，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亚琴和女儿来到比利时陪读才告结束。
一九八九年出国时，女儿辰凌尚不足六岁。别离妻女和父母的心情是异常的沉重和难受的。抵达比利时的时候，又临近西方传统大节--圣诞节，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街上悬灯挂彩的圣诞树随处可见；超市和商店到处都涌动着购买圣诞节日礼物的人流。这热烈又热闹、欢快又温馨的节日气氛和浓重的异乡情调，与我内心由于别离妻女和父母亲带来的重重的孤寂和深深的思念，形成了极其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在刚抵比利时最初的那一个多星期，我几乎天天是含着眼泪入睡，又是带着热泪从梦中醒来。我的心几乎都碎了！
刚到比利时，暂住大哥家。大哥一家住在布鲁塞尔以东五十多公里的一小城镇，经营一家名为“九龙”的中餐馆。楼下是餐厅和厨房，楼上是住家，是这里相当典型的中餐馆布局。在以后的八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我都在那里渡过，做过中餐馆内几乎所有的工种和行当。帮助大哥做工，赚取我学习和生活的费用也就成为我来比利时以后所有周末和节假日里最重要和必须做的事情。
鲁汶市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东二十多公里，是一座大学城。天主教鲁汶大学是比利时最大也是最老的综合性天主教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会大学，创办于1425年。大学的院系和各种研究服务机构遍布市区各处。全市区八万多人口中有一半是鲁汶大学的学生和员工。为方便学习，我在鲁汶市中心教育学院附近租了一个学生房间，月租金五仟比利时法郎(相当于一百二十五欧元)，并在一九九零年一月中旬搬迁至鲁汶，开始了我学习外语和研究生课程同步并行的艰辛的自费留学生涯。
在大学缴费注册之后，我即着手办理有关手续，申请亚琴和女儿来比利时陪读团聚。约一年半之后，她们办妥了家庭团聚的签证。这消息对我不仅意味着我们全家即将在比利时团聚，同时也意味着我必须在她们到来之前寻找到适合全家居住又符合我的经济状况的公寓房，进行再一次的搬家。
说起那次搬家，困难的不是搬家的本身。因为那时一人在比利时，并没有多少的家当，而且是在同一城市之内搬迁。朋友老卢夫妇用他们的小车来回几趟就搬走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寻找套房的过程却曲折艰难，沉重得让我不愿再去回忆。
当时朋友老卢恰好在安特卫普附近的杨森制药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老卢的妻子是比利时人，家就住在药厂附近的一个小镇。为方便生活和工作，结婚之后他们就计划搬家去那里。他们在鲁汶租住一套有一室一厅的公寓房，刚好可由我承租。他们还可以将许多的家具赠送给我们。尽管租金略高出预算，但我弟弟答应给我适当的补助。而且那可免除我许多找房子的麻烦，从而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可是与房东一接触即被拒绝。理由很简单，我是外国人又是自费留学生，没有固定收入，不能保证按月支付租金。无论我如何解释，并请我弟弟做经济担保，均不能说服房东让其改变主意。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另寻他途。在接下去的近一个月里，在老卢和他妻子的帮助下，我不时查看当地报纸的租房信息，打了无数次的电话，约看一处又一处的房子，不是晚了一步就是被婉言拒绝。真可谓是精疲力竭，沮丧灰心失望到了极点。亚琴和女儿抵达比利时的时间日近，可住房仍没有找到，心急如焚。
后来在一家房屋介绍所看到了一间公寓房出租，约看了房子了解了租金之后，觉得尚可接受，就决定租下并预付了定金。这次很奇怪，那家房屋介绍所除要求我提供一般个人信息之外，居然在没有询问我是否有支付租金的能力的情况下就同意，次日就签订了租期一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还以为那是运气。一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搬家的时候，有一对来自埃及的留学生夫妇来看房子并准备租下。他们比我有经验，说去大学有关部门咨询一下再做最后决定。经了解，他们得知那是一家在鲁汶大学住房服务处榜上有名的信誉不佳的房屋介绍所，就打消了租房的念头。我们在搬家后也领略了他们不佳的信誉。在事先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他们以取暖器安检费用由房客负担为由，强行从我们的押金中扣下了五千比利时法郎。要知道这几乎是我做学生工一个月的工资。
租赁套房，不仅在费用上与租单人的学生房间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租赁条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单人房间的租金是“捆绑式”，包括了所有的一切费用。而套房的租金是“分离式”的，房租就是房租，不包含水电费，取暖煤气费，卫生管理费和防火保险费等等。
亚琴和女儿是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份来到比利时的。他们的到来，解除了分离和相思之苦，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他们来比利时之前，为写论文，我花了近两万比利时法郎买了一台没有硬盘只靠软盘驱动的电脑。购买亚琴和女儿来比利时的机票和支付租房定金，几乎花去了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积攒下来所有的钱。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个月的房租还是我弟弟帮我支付的。我们两人每月打工挣来的钱仅够每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煤气费、管理费、保险费的开支。房租成了我们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寻找低廉租金的住房，决定搬家。
在侄儿的帮助下，在我大哥居住的城市找到了一处住房：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另加一个厕所。总面积大约二十平米，三人居住是紧促了一点。但如果安排布置合理，居住、学习和生活还是不会有大碍。关键是房租低廉，仅我们当时住房租金的一半；而且近邻我大哥餐馆，周末打工回家不用再背着女儿去赶火车。核算考虑再三之后，我们决定搬家，因为这样每月可以节省不少的房租开支，尽管学习和生活不在同一地，来回奔跑很辛苦。
我们将小房间作为卧室，大一点的房间做综合使用。从大学专门为留学生提供二手生活用品服务的“团结俱乐部”选购了一台煤气灶，一个圆筒式的淋浴装置。自己动手，在大房间的一角安装了淋浴器，挂上一块塑料布，当作浴室。在另一角安装了煤气灶，做厨房。就这样，在为方便学习搬到鲁汶的两年之后，又为减轻经济负担搬回了我来比利时的最初居住地。女儿也因此换了学校，与我最小的侄女同上一所学校，多了一个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伴侣，也多了一份童年的欢快和乐趣。
跨国搬迁之海归经历
九十年代初，鲁汶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在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的仅我一个中国人。除每月一次的研讨课以外，所有的课程都是以自学为主。如有疑问或不懂之处，就与讲授那门课的教授约一个会，去教授办公室，他们帮你解开疑惑。如果读完并读懂了教授指定的文章或教材，自己以为有把握了，就可以与教授约定一个时间进行考试。考试方式一般是一篇论文再加一次面试。论文必须在面试之前一周送交教授。面试时教授所提的问题一般都与所提交的论文有关。这种教与学的方式，相对比较自由，但对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自学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和写作能力的要求都很高。
留学读研究生时的经历特别艰辛和难忘。那时，我不仅每学年要学习六至七门的研究生课程，通读各门学科的教材和文章原著，阅读大量的文献参考资料，周末得去大哥餐馆做工挣钱维持生计，而且还得拼命挤时间学习英语。英语、研究生课程和周末做工犹如“三座大山”压在身上，不敢有任何怠慢和松懈。这三座山都得搬移，而且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一座接着一座地搬移。没有选择，不可停顿，不能妥协，更不得半途而废。在那段时间，我觉得唯一可以牺牲和放弃就是睡眠。我每天早上六点必起床，几乎没有一天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前入睡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下，我彻底放弃了在国内多年养成的午休和午睡的习惯。
我用壹年零五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理论”，“教育社会学”，“课程的发展和评价”，“教学中的特殊问题”， “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早期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师资培训的原则和方法”，“教育改革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教育研讨课”等十三门课程，并以平均“A” 等成绩通过了所有科目的考试，还完成了以“《学记》之研究”为题目的毕业论文，并在一九九三年初获天主教鲁汶大学教学科学硕士学位。
“出国为求学，学成为家国”。那是八十年代末出国时我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和许下的诺言。这十个字既是我当时思想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当年的实际行动。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就决定回国，尽管那是一次很艰难的选择，因为一家三口好不容易才团聚在比利时。一九八九年底出国留学之后，温州市教委以我已经出国有可能不再回来为由，收回了已经分配给我并已经支付了一期款住房。当时我曾写信申辩和表达不满。我在信中写道：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我出国留学以后不再回国，但却没有理由以此“怀疑”为事实做出收回已经分配给我并已经支付一期款的住房的决定。尽管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最后还得接受那令人忿忿不平的结果。现在决定回国，履行出国时许下的诺言，我就不得不考虑住房的问题。在给温州教委党组的信中，我提出了住房问题，工作落实以及亚琴工作单位落实等三个请求。关于工作要求，我表达了想重返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愿望，因为我已经在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了五年多时间，相当熟悉教育机关的工作运行，现在又有了国外留学的经历，我相信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时任温州教育委员会主任代表组织，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日对我作出了以下三点回复：
1、你的工作将根据你的特长、特点作出安排，并使你满意。
2、陈亚琴同志可回原单位工作。
3、住房问题，待你归国时，即可缴款予以解决。
接获回信同意之后，我们于当年七月初全家返回温州。在举家搬迁到比利时三年之后，我们又带着三大皮箱的行李搬回了中国温州，暂与父母亲一起住在市区张府基二弄四号。
跨国搬迁之再度出国
一九九三年夏天回国时，确实对回国之后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想的不多，对可能遇到的挫折更是缺乏应有思想准备。唯有的就是实现自己出国时许下的诺言一腔热情。之所以会有那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我性格中过于天真的因素。总以为仅仅三年的时间，人际关系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温州市教育机关的领导均为我出国之前的老班子，都很熟悉。再说，主要领导的复信是那样的明白确定。其实当年回国时我的想法就是那样的简单：出国之前我已经是温州市教育委员会的一位副处长，我出国留学没有花费国家一分钱，现在学成归国，至少应当给我安排一个与出国之前相应的职位和职务。但是现实的情况与我主观的愿望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不仅没能重新回到教育机关工作，而且我所期待的最低的工作职务要求也没能得到满足。
返回温州之后，三点答复中的第二和第三两点，比较快就得到兑现：亚琴被重新安置到她出国之前的工作单位---温州幼儿师范学校教中文。付款之后，住房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们在刚刚完工的市区上陡门教育新村，分到了一处七十多平米套房。而我的工作落实就不那么顺利，更谈不上顺心和满意。
我想重返教育机关工作的要求迟迟没有得到答复。虽然不时有关于我工作安排和落实的小道消息传到我耳中，但没有一位教委领导正式地找我谈过话，征求过我的意见或正式通知我。转眼之间一个月就要过去，由于发工资得有一个落足的地方，就被“暂时”落户到了教育局直属单位---教学研究室。而这一临时的“落户”，也就成了回国之后我最终的工作单位。现在想想，那一切也许就是一个圈套，一个阻止我重返教委机关的计谋。因为有了接收的单位和发工资的地方，就意味着我的工作已经落实和解决，我就不再属于教委机关管的和待分配的归国留学人员，而是归属于教委直属单位--教研室管理的一般的教学研究人员。实际境遇也就是那样。自从我“暂时落户”教研室之后，教委领导就再也没有直接过问我的具体工作安排。我找他们反映情况和提出的工作建议，也都被挡在教研室或者教委办公室那一级。
回到温州的时候，温州教育当局正在酝酿成立温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根据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我想，不让我重返教委机关工作，去将要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谋一个职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此，我花了一些的时间，运用自己所学教育理论和知识，并结合温州的实际情况，起草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发展温州教育科研工作的建议”。几经修改之后，准备面呈时任教委主任。电话联系时，他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见我，如有材料呈送可经由办公室秘书转呈。我只得照办，将“关于进一步发展温州教育科研工作的建议”装入信封，送到教委办公室请他们转交。同时还附上一信，说明写作意图，并请他拨冗见我一次，我可再作更具体的阐述。此后，我与教委办公室分管文书的副主任和具体负责文书的秘书多次联系，他们除告诉我材料已经转交给主任的消息之外，直至我再度出国，也没有任何关于我呈上的材料和要求见一面的答复。
在我的工作和职务迟迟没能落实的同时，我们为落实女儿辰凌就读学校也遇到了完全出乎我们意想的困难。温州市区有两所比较好的小学，在我任温州市区中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时，教委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孩子都不受户籍区域的限制被照顾安排在这两所小学就读。我们回国时是七月份，正值招生时候。但一经接触，他们都以学额已满为由予以断然地拒收。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找户籍所在地的小学，但也还是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女儿小学一二年级是在外国学习，中文基础太差，插班读三年级会影响班级总体成绩。我母亲当时还是学校所在辖区的居委会主任，也没能说服学校，解决孙女入学的问题。最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费了许多周折，求了许多人，应下了许多保证，才得以进入辖区之内，距离我们住处不足两百米的小学。在落实女儿就读学校的过程中，巧遇当年瑞安中学的学生伍挺，他在鹿城区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为说服学校接受我们女儿，他也帮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我们一直深深地记住他的相助。2003年初父亲病危我回温州探望，在一本介绍鹿城区的小册子上偶然发现伍挺已经是鹿城区教育局长。我又想起当年他对我们女儿插班读书的帮助，于是给他拨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和亚琴一直记着并感激当年他的相助。只是他太忙，直到我离开温州都没能与他见上一面，甚是遗憾。
从出国留学到学成归国仅三年半时间。回国后那一年多时间内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仿佛感觉到，我是在背井离乡三十多年之后重新返回故里：一切都变得如此的陌生了。“世态炎凉”是我最深的感受，反差巨大几乎令我窒息，心也因此灰冷到了极点。失望之余，只好选择再度出国，再踏飘零异国他乡之旅。
至今我仍不是很清楚当年学成归国受到“冷遇”的原因，尽管有许多的猜测。我不清楚我是否是温州市第一个留学归国人员。但我想我一定是最早的极少数的几个人之一。有一点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我是第一位有留学背景、拥有国外著名正规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并想重返教育机关工作的“熟悉的陌生人”。造成我被排除在了教育行政机关大门之外，受到了冷落和冷遇的原因，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人的恩怨因素，但最主要的也许还是那时的温州及其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和正确有效地使用留学归国人员。
绝路逢生，终迎乔迁之喜
一九八九年底出国留学和一九九三年夏天回国工作，我想的更多的还是自己的“研究生梦”和梦想实现之后如何报效家国事情。那时候的我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真正地理解妻子亚琴和女儿辰凌为我实现梦想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回国工作所经历的种种遭遇，让我翻然醒悟，我意识到温州对我来说，已是一片“物非人亦非”的故土---一片也许只适宜我回来探亲访友的故土。我不能只生活在自己个人的梦想之中，孩子和家庭才是我应当首先考虑和关注的。学位固然重要，但家庭和生活更重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底第一次出国留学是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话，那么伴随着一九九四年底再度出国的是沮丧到了绝望的心绪。在我们做出决定再度出国留学时，我曾对亚琴说出了如下极其绝决的话：“再次出国之后，就是到了讨饭的地步，我也决不会再回温州工作” 。
拖着沉重的行李和同样沉重的心情，还有深深的遗憾，在一九九四年底，我再次踏上漂泊之旅，二度远赴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自费留学。通过大学住房服务处的介绍，找到了一处住房。一个月之后，亚琴和女儿也再度来比利时陪读。一家人又经历了一次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搬迁。
虽然同样还是留学，在经历不成功的“海龟”之旅以后，我已经不能，说实话也很难再象第一次出国留学那样废寝忘食、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专注我的学业。心中常常考虑和关心的是除了学位之外的其它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有别于学生身份的那种居留。我最理想的工作是在国外大学教育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我曾向世界各地多所大学的教育学院发过求职信和简历，但均没有成功。也曾试过委托律师办理加拿大技术移民，也没能获得成功。这些努力的失败，我对仅依靠自己所学专业(中文和教育)谋得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在比利时学习生活十多年，搬家许多次。但第一次真正沾上“乔迁之喜”的是一九九七年底的那一次。那年我们申请政府的社会福利房获准，搬入了位于七层的两室一厅的标准套房，还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厕所。在底层还有一间小小的储藏室。出国之后，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住上如此宽敞而明亮的套房。更为令人惊喜的是房租的低廉。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房的租金是根据家庭上一财政年度的实际收入算定，一般也只提供给低收入的家庭。一年之前，我在鲁汶大学医学院做学生工，按劳工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八个小时，因此每月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有限的收入让我们在房租计算上占了相当大的优势：房租加上水电暖气楼房管理等费用还不足一万比利时法郎，即不到两百五十欧元。低廉的租金和敞亮的套房，着实让我们享受到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房的好处。
之所以会有那次的“乔迁之喜”，事情还得从一九九六年那个学年谈起。
一九九六年十月份，我进入自费读教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最后一个学年。根据比利时有关法律规定，博士生在最后一个学年应集中时间和精力做研究，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和公开答辩，是不允许再继续从事学生工作的。我是从一九九零年十月份经好朋友卢华荣大夫介绍，开始就在鲁汶大学医学院做学生工的。先是在心脏病学实验室，然后在心血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除一九九三年回国，中断了一年多时间之外，已经做了近五年的时间。那份学生工作是我自费留学最重要也是最稳定的收入之一。不能继续做学生工，就意味着失去了一项重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怎能安心做研究写论文呢！但是法律就是法律，除遵守服从之外别无选择。就在我面临两难境地的同时，我做学生工作的鲁汶大学医学院心血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也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老板的博士生完成了他的研究课题和论文答辩，重返大学医院工作；动物实验室的负责人与老板因职位安排发生了矛盾，离开实验室去德国一大医药公司工作。在过去的近五年中，实验室几乎所有重要的动物模型和大型的动物实验，都是我协助他们完成的。他们两人的相继离去，使得很多日常而重要动物实验都无法正常展开。老板为此还在一份全球著名的医学杂志刊登招聘技术员的广告，但数月过去，均找不到老板满意的人选。我就当时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大学心血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发生的变故，与好友老卢商量。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建议我找老板谈谈，问问是否有可能正式雇用我。为鼓励我，老卢还说，找老板谈谈对我没有任何的坏处，反正按法律规定我已经不能再继续在那里做学生工。如果老板同意了，不仅能解决我们的居留和生计的大问题，说不准，我还能继续做我的博士课题。亚琴和我都觉得老卢分析的很有道理，不妨试一试。于是就发生下面决定我们人生转折的一幕。
我按约走入老板宽敞气派的办公室，简要说明了我面临的处境之后，就问老板，我可否成为他手下一名正式的全日制的技术员？老板问我博士课题怎么办？我回答说，我现在首要考虑的是我的家庭和生计，其它都不重要。老板没继续问什么话，只让秘书立即叫来他的两位副手和人事经理，并当着我的面对他们说：你们都认识ZHANG(张) ，他已经在我们实验室做了多年的学生工，相当熟悉我们这里的情况和动物实验，手很巧，会熟练操作我们这里许多的动物实验模型。现在他要求成为我们这里一名正式的全时技术员，我很高兴。他完全具备我要的技术员的条件和技能。没等他们回话，老板就要求人事经理按照已有十年工作经历的应聘者，计算出我的起点工资。了解了我的年龄、学历和家庭情况之后，人事经理很快就计算出给我的“毛工资”：每月七万八千比利时法郎(约合一千九百五十欧元) 。老板随即问我，是否接受？天知道，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对我来说，那份工资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没有想到老板会如此爽快地同意我的请求，更没有期望我会有那样高的起点工资。我岂能有不接受的道理！随后，老板就吩咐人事经理帮我操办所有申请工作许可证的手续。整个的谈话过程大约半个来小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从此彻底地改变。
经过了申请，被驳回，再上诉的申办程序，在焦虑中等待了四个多月之后，终于办妥工作许可证。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我最终如愿以偿从临时的学生工转变为固定的全日制技术员。仅一年之后，老板又给我提供了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合同。有了这份长期工作合同，不仅我的工作稳固，家人的医疗和生病住院的费用也都有了保险。
我的老板Desire Collen教授，是鲁汶大学终身教授，大学医学院是分子血管医学集团主席，是著名药物TPA---治疗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发明者，是世界上心血管研究和治疗领域的权威之一。他曾两次获诺贝尔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招聘我这样一个没有正规医学训练背景的人成为他手下一名正式的全时技术员，在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我的人的眼里，都几乎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对我一个学文搞教育专业的人来说，能在世界上顶尖的心血管实验室之一谋得一份固定职位，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有了固定的工作和与之相应的居留身份，我们也就具备了向政府申请福利房的基本条件，也才有了上面提到的搬迁两室一厅社会福利房的“乔迁之喜”。
终成有产者
一九九九年底，我们终于在异国他乡，通过公开竟拍的方式，购置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座房子。从实地看房、参加竟拍、到最后购得房子，中间只相隔一天。但从萌发购房念头到最终买下房产，中间却经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苦苦找寻。办妥了银行房贷，购房公证等手续，我们终于在圣诞节前一天，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拿到钥匙，成为了房子的主人。我们都认为，那是我们一生中得到的最大最好的圣诞礼物，我们也因此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
这是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老旧房子。坐北朝南，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其中住房占地面积八十平米。在住房和花园之间，还有一座占地三十平方的贮藏小屋。
据知情的邻居告诉我们，造房子所用的砖头就是首任房东用从该房子所在的地下挖出的泥土并就在原地烧制的。在过去的一百年间，除了房梁屋顶曾被重新更换整修过以外，四堵墙仍为一百年前构筑的原始的墙壁。也许是原房主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或者也许是他们认为一间屋子就已经够住，两间两层的楼房，仅完成一半：只有东边的那间有两层楼板，已装修可住人。西边的一间仅在底层朝南的那部分修建了一个车房，另一半的地面仍是泥土地，没有楼板也没有架楼板的木梁，站在下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房梁和屋顶。唯一的一个厕所是在室外，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厕所无异。没有中心暖气，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很难想象原来的房子主人是如何生活的。所有的电路和电线均已老化而且是老式，不宜使用现代电器。所有的窗户都只有一层的玻璃，可挡风遮雨，却不能防热防寒隔噪音。虽然已购得房子，但在那样的条件下是不能立即搬入居住的。买了房子也就意味着还贷的开始，还贷加房租，也迫使我们必须尽快完成装修工作。这是一项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巨大的装修工程。但是经济状况又不允许我们将所有的工程都承包给专业公司。我们只聘请专业装修公司，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更换了所有的窗户，在南北屋顶各安装一扇天窗。更新了所有的电路和电线。安装了崭新的供暖供热水系统。铺架了北屋的两层楼板。按照我们的设计请他们铺设所有的进出水和煤气管道。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开始边学边干，动手搞装修。在初步完成了卫生间和一间卧室之后，我们就于二零零零年三月底搬入。经过前后大约三年的时间，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完成了所有屋内外的整改和装修工作。二零零五年夏天，我们又在花园和住房之间搭建了一个开放式的车篷。自此，我们对整座房子整改和装修设想完全实现。
在比利时，人们有自己动手修建和装修房子的习惯和传统，大型的建材商店随处可见，大小产品和各类建材应有尽有，服务热心又周到，还免费提供各类指导装修的小册子。但装修如此大的旧房子，需要勇气，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体力，也需要技术。装修的过程是漫长而辛苦的，但同时也充满了乐趣和创造。看着一处处地方在自己一步步修整和拾掇之后逐渐变得整洁、宽敞、漂亮、美观又实用，心中生起了一股无比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因毕业分配而搬家，因结婚成家而搬家，因为工作调动而搬家，因为出国留学而搬家，为方便学习而搬家，为家庭团聚而搬家，为节省房租支出而搬家，因为学成归国而搬家，因为无奈之下再度出国留学而搬家，因为申请社会福利房成功而搬家，因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房产而搬家。那一次又一次的搬家，犹如一串串清晰的脚印，生动、详实地记录了我们从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零年那二十年间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那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不仅反映了那二十年间我们生活的漂泊不定和动荡不安，也展示了我们逐渐走向安居乐业的生活过程。那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让我经历了失望、痛苦、挫折和磨难，暴露了我性格中的某些弱点和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磨砺了我，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让我逐渐走向成熟变得坚强。那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让我体验到了世态的炎凉和巨大的心理落差，但同时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师长的关爱，同学的真情，朋友的情谊和家庭的温暖。那一次又一次的搬家，展现的是我们追求自我完善，为寻找适合自己个性的人文环境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是我们人生一笔又一笔不可多得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经过那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使我最终懂得并深刻地理解了这样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学业学位固然重要，但平和的家庭生活，才应是人生追求的极致。
2006年10月，于比利时鲁汶市
附“搬家之纪录”：
1. 一九八零年八月，因毕业分配搬迁至瑞安中学。
2. 一九八三年三月，因结婚从瑞安中学的单人宿舍搬到较为宽敞的双人房间。
3. 一九八四年六月，因调回温州，也搬回温州市区。
4.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因出国留学，搬迁至比利时。这次搬家，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妻子和女儿来到比利时才算完成。
5. 一九九零年一月，为读书学习方便，从大哥家搬到二十多公里以外的比利时大学城鲁汶市一单身学生宿舍。
6. 一九九一年五月，因家庭团聚，从单身学生宿舍搬到同一城市一卧室公寓房。
7. 一九九二年五月，因不堪房租重压，又搬回到大哥居住的小城。
8. 一九九三年七月，回国工作举家迁回中国温州。
9. 一九九四年夏天，将所有书籍和部分生活用品搬至装修完毕上陡门教育新村601室，但我们却没有在那里住上一天。
10.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因无法忍受和重新适应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再次去国来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留学。次年一月妻子和女儿再来比利时陪读团聚。
11. 一九九七年底，因申请社会福利房获准，搬到两室一厅的标准公寓房。
12.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竞拍购得现有房子，并于二零零零年四月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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