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里的科举世界

書評：

宋代文献里的科举世界

——诸葛忆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一书读后

林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之一，先后存续了约一千三百年之久。它肇端于隋朝，在唐朝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到了中晚唐时期，进士头衔更是成为升任宰执大臣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唐朝仕进多途，且每次科考录取进士人数不过二三十人，因而科举考试虽受到全社会的瞩目，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却仍然相当有限。

然而到了宋朝，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原先存在的高门大族，都日趋消亡，而新兴阶层则逐渐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在宋代，科举考试已然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最主要且也是最重要的途径，每次科考，录取人数一般都保持在三、四百人左右，这就确保了官僚队伍有着稳定的后备人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举考试在宋代已然成为政治体系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伴随着科举考试的日趋规范化，一系列法令、制度得以确立下来，并为后世所承继。例如，三年一开科场的惯例，糊名、誊录、锁院之关防制度，以及三级考试体系的设定，都在元、明、清时代得以遵行不废。所以，学界大体形成共识，宋代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定型时代”。

虽然，宋代科举在千余年科举史上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但是研究宋代科举却大非易事。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宋代的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反复变更、逐渐定型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制度变更，就涉及到头绪纷繁的各类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来源不同，而且彼此之间的记述，详略不一，且时有相互牴牾之处，处理起来异常复杂而繁琐。

记得十余年前，那时我还是一名在读的博士生，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论文选题，结果就给自己找了大麻烦，整日被围困在了资料堆里，就如同在大森林迷路了的孩子，总是为找不到出路而苦恼不已。当时，就曾痴心妄想，如果有人愿意大发善心，编纂一部宋代科举资料集就好了。没成想，十余年后，这一愿望竟然得以成真，诸葛忆兵教授纂辑出版了《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一书，给今后的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每个专门研究领域，时常可以见到各类大部头资料集的编辑出版，但是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便于研究者充分利用此资料集，却需要资料集的编纂者在筹划之初就发凡起例，精心布局，以一种合理、经济而又适用的方式来对文献资料进行分类处理，绝不能为了贪多求全，而杂乱无章，茫无头绪。作为长期从事宋代科举的研究者，我将《宋代科举资料长编》翻检数过，发现编者不仅在文献的网罗方面，旁搜远绍、掇拾遗佚，而且对于资料之分门部居，也颇具心裁，甚有巧思。现据翻阅所得，将其荦荦大端者，表而出之，或许对于指示研究者如何利用此书，不无裨益。

一、博稽史乘，揭示制度架构之历史演变

研究宋代科举，首要之务，即须对整个制度之流变，有一清晰之把握。这方面虽有若干通论性著作可资借鉴，但若涉及一些具体的细部问题，则仍需回到文献本身，下一番细致的考索功夫。在这方面，《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为我们检阅第一手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此书仿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体例，遵循“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之要旨，博采原始文献，对史料进行分年系月之编排，穷源竟委，意在揭示科举制度在整个宋代变化、定型之复杂过程。同时，在史料之处理上，依照文献之性质、优劣，以及可以相互参证之处，精心比勘，颇便参考。

众所周知，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出之《宋会要辑稿》，是保存宋代典章制度最完备也最原始的文献，向来受到宋史学界极高的重视。其中“崇儒”、“职官”、“选举”三门，涉及宋代科举记载之处颇多，而尤以“选举”一门最为集中。但是，对于今日研究者来说，颇为不便的是，此书常常按照事项的不同，将同一科场事件，分门归类于不同条目之下。如某一开科年份，涉及解试之记载，归入“发解”条目之下，涉及省试之记载，则归入“贡举杂录”条目之下，而涉及殿试之记载，则又归入“亲试”条目之下。其条目之多，大约有二十余类。因此之故，我们若想了解某一开科年份之科场事项，常需在不同条目之下，反复翻检，方能寻出一个前后脉络。有鉴于此，《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将《宋会要辑稿》中不同门类、不同条目下的资料，分系于相应的年月之下。于是，宋代科场事项之本末始终，灼然可见。

除了以《宋会要辑稿》作为文献编排之主干外，《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同时又尽可能从现存几部宋代大型史书、类书中爬梳与科举相关之史料，分系于不同年月之下，以为参证。比如北宋部分，太祖、太宗以至哲宗朝，以李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关记载作为参证；徽宗一朝，《长编》散佚失载，则以章如愚《山堂考索》中与科举相关之资料作为补充；南宋部分，高宗一朝，以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关记载作为参证，孝、光、宁三朝，则以南宋文人别集中涉及科举部分作为补充；理宗朝以迄宋亡，《宋会要辑稿》有缺失，则以《宋史全文》以及《全宋文》中涉及科举之资料作为补充。简言之，在《宋会要辑稿》之外，举凡正史、类书、别集、笔记、方志，都被广搜博采，分系不同年月之下，或助比勘参证，或补文献之阙。

二是，此书围绕科举改革之重大事件，除采录相关史料之外，尤其注意搜集当时大小官员所上之奏章，以见出当时舆论之各种倾向，以及贡举法令出台之前因后果。最为集中之体现，则莫过于熙宁四年之贡举改革之实施过程。

早在熙宁二年四月，神宗就曾下诏，命朝中高级官僚上书陈述贡举改革意见，这无疑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为了反映这一讨论的广泛性，《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从宋人别集以及《全宋文》中采录了大量的臣僚奏章。开列出来，计有：韩维《议贡举状》、苏颂《议贡举法》、《议学校法》、苏轼《议学校贡举状》、陈襄《议学校贡举札子》、王珪《议贡举庠序奏状》、刘敞《贡举议》、王安石《乞改科条制札子》、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吕公著《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若再加上此前熙宁元年孙觉所进的奏状《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革》、程颢所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则共有12篇之多。如果细读这些奏状，则可看出，尽管当时官僚们人言言殊，但其主流倾向则大体一致，希望能以经义取士取代诗赋取士，而朝廷最终颁布的法令也基本顺应了这一总体要求。如果没有这些不同官员的奏章作为参证，我们或许对于熙宁贡举改革方案的出台，就难以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元祐年间，旧党上台执政，为了推翻熙宁贡举改革方案，也有不少臣僚，多次上奏，提出各种变更方案。既涉及科举考试内容之调整，也涉及学校取士之变动。尤其是围绕经义、诗赋之争，多次颁布贡举法令，几乎如钟摆一般，来回摇晃。如果不广泛阅读这些官僚奏章，我们几乎不可能理清元祐年间贡举法令反复变更的来龙去脉。幸而，《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对于这些奏章，都广泛加以搜罗，颇可省去研究者翻检之劳。可以说，注意采录与科举相关的官僚奏章，也是《宋代科举资料长编》的一大特色。

三是，此书对于开科取士之年份，特加留意，不仅开列进士名录，而且补苴缺漏，间有辨正。数年以前，浙江大学龚延明、祖慧两位先生，已经纂辑有《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一书，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经过爬梳剔抉，考订出了宋朝118榜登科进士的名录。因有前贤著作在前，所以《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得以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每一开科年份，详列进士名录。但是，编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又根据自己爬梳所得，续有补充，同时，对于一些疑误之处，编者也依据文献加以辨正，从而确保了历科进士名录的可靠性。除此之外，编者还将与各榜登科进士相关之轶事，汇集于名录之后，颇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科场之风气。

二、彙辑文本，呈现科场文体之形制面貌

欲对宋代科举有一真切之了解，除需熟稔其制度沿革之外，还需更进一步，对于当日科场取士之各类文体，具备较明晰之认识，否则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综括而言，宋代科场考试内容，主要分为诗赋、经义、论、策四大类。其间，除论、策始终作为考试内容之外，以熙宁四年贡举改革为界线，北宋前期科场考试只有诗赋而无经义，北宋后期，则诗赋与经义之间，或取其一，或两者并行，完全取决于新党、旧党之政治势力的消长。迄于南宋，则大体是诗赋、经义分为两科，并行不悖。此外，自熙宁三年（1070）之后，殿试以对策取代诗赋论三题，成为定制，这也是宋代科举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依循宋代科举考试内容之前后变更，《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对于不同时期之科举时文，着意加以搜罗和辑录，力求为今人了解当日科场文体之写作，提供丰富之文本例证。其最为用力之处，大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管哪一层级、哪一类型的考试，只要是科场时文之作，都细大不捐，一概采录，力求完备。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此外国子监（太学）以及地方学校，也常举行考试，考试内容多与科场时文有关。因此，只要是涉及科场时文之作，《宋代科举资料长编》都尽量予以收录。

举例言之，如太平兴国三年（978）登科之田锡，收录其《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开封府试守在四夷论》，又收录其《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御试登讲武台观兵习战论》；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科之范仲淹，则收录其《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圣五年（1027）登科之文彦博，则收录其《省试献羔开冰诗》、《省试青圭礼东方赋》，天圣二年登科之宋祁、宋庠兄弟，则收录二人殿试之作《德车载旌赋》。天圣八年（1030）登科之欧阳修，则既收录其《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国学试策三道》，又收录其《省试司空掌舆地图赋》、《南省试策五道》，及《殿试藏珠于渊赋》。其余时段，也大略照此收录相关科场时文。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加之宋人对于科举时文之作，多不刻意留存，所以时至今日，试图系统辑录宋人科场时文之作，已无可能。即使是像欧阳修这样的名家，他的科场时文之作也没有系统地保存下来。所以，今日我们若想知道当时士人如何参加考试，他们的科场之作是何样貌，就只能依靠这些零散篇章，略窥其形制与程式化特征。尤其是不同层级考试之间，其时文写作之间的微妙差别，也有赖于通过这些现存科场之作的相互比较，才能略窥其消息。

二是，熙宁三年（1070）之后，殿试改以对策试士，而殿试对策颇受时人重视，因而保存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是南宋时期，有大量殿试对策收录在宋人别集之中。对此，《宋代科举资料长编》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辑录，为我们今日了解宋代试策之情形，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文献依据。

由于《宋会要辑稿》中的“选举”一门中，在“亲试”条目之下，几乎保存了历次科举中殿试的策问问目（即殿试试策之考题），所以，只要找到相应的殿试对策（答卷），即可以对殿试试策情形展开深入的探究。除了作为一种特定的科场文体之外，殿试对策本身也自有其特殊价值。因为殿试对策中，时常会涉及对于时政要务的评论，每位答策者都会就其自身的政治立场而表达个人见解，因而透过这些殿试对策的文本，我们同时也可感知某一时期的时代氛围和其背后的政治文化。

根据《宋代科举资料长编》的辑录，我们发现，北宋的殿试对策仅保留下来四篇，即熙宁三年（1070）登科之陆佃的《御试策》、元丰五年（1082）登科之黄裳的《御试策》、元祐六年（1091）登科之赵鼎臣的《廷试策》、宣和三年（1121）登科之范宗尹之《廷试策》。真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相较而言，南宋的殿试对策保存就丰富得多，大约有20篇之多，不仅高、孝、光、宁、理各朝都有，而且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如绍兴二年（1132）登科之张九成、绍兴五年（1135）登科之汪应辰、绍兴二十七年（1157）登科之王十朋、乾道八年（1172）登科之陈傅良、淳熙五年（1178）登科之叶适、绍熙四年（1193）登科之陈亮、庆元五年（1199）登科之魏了翁、宝祐四年（1256）登科之文天祥，他们的殿试对策都被保存下来，收入书中。正因为南宋留下了如此多的殿试对策，从而为今人研究宋代试策的具体情形，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另外，因宋代曾一度施行过制举考试，一些制科御试策也被保留下来，如景德二年（1005）夏竦之御试制策、景祐五年（1038）张方平之御试制策、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之御试制策、治平二年（1065）李清臣之御试制策、熙宁三年（1070）吕陶、孔文仲之御试之策也都被收入书中。这就更加有利于我们对于宋代试策之情形的深入了解。

三是，除了辑录遗存至今的宋人科举时文之外，大量散见于宋人别集之中的科举考题，尤其是策问问目之类，也被有选择性地辑录于《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之中。

一般来说，宋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时，大多是籍籍无名之辈，所以其科场之作，往往不自珍惜，刻意留存，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一旦这些士人得中高科，跻身官僚之列，他们的身价便自不同。其中，一些颇具名望的官僚，往往会有主持各级科举考试的机会，由他们来命题检测士人之才学。这时他们反而会将自己所出试题，留存下来，以待后日编入集中。因此之故，所以我们在留存至今日的宋人别集中，常可见到各种层次考试的试题，其中尤以策问问目居多。这主要是由于诗、赋、论题都较简略，而策问之题，往往需要做大段表述，引经据典，然后才能引申出若干问目。而这些策问问目本身，颇能显示出题者之学识素养，故而可以作为个人著述留存。透过这些策问试题，自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官员之命题，与其知识素养、时代思潮之关系。

举例言之，如熙宁五年（1072），苏辙为陈州教授时，曾参与河南府解试的命题，有《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元丰八年（1085）陆佃同知贡举时，有《省试策问》；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时，有《省试策问三首》；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有《廷试策问》；端平二年（1235）洪咨夔同知贡举时，有《省试策问二首》；嘉熙二年（1238）许应龙同知贡举，有《省试策问三首》，后来作为殿试考官，又有《御试文举策问》。这些都被收入《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之中，系于相应的科场年份之下。而其它更多无法加以系年的策问问目，则被汇集在一起，收入《宋代科举资料长编》的“综合卷”中，数量相当可观，值得做专门研究。透过这些各级考试的试策问目，我们就可以了解宋代士人在准备试策考试时，应具备怎样的知识储备。

三、网罗放佚，提供专题研究之开拓空间

一般来说，某一研究领域专事文献辑录的资料集，其对于研究者的参考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供常见材料，而是要尽可能扩大文献搜罗范围，以一种竭泽而渔的态度，穷尽几乎可以找到的所有资料，即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勉力为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此研究领域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对于传统文史研究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总是可以带来新的研究驱动，而一部资料集的价值，也就因此而显出高下。就个人翻阅的体会而言，我觉得《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在文献搜罗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开掘。举凡正史、类书、笔记、宋人别集、方志，都进行了仔细的爬梳剔抉，尤其是对于《全宋文》、《全宋诗》的充分利用，大大丰富了史料的来源，提供了不少以前为我们所轻忽的关键史料，从而也为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开拓空间。大略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留意：

一是，宋代科举研究中的某些专题分支，可以依托此书提供的丰富史料，再次进行深度研究，例如宋代的制举、词科、武举之类，大有可以继续深入的余地。

进士科考试，是宋代科举中的常科，一般来说三年一次，比较固定，加之应举者众多，自然容易引发关注，相关的史料也足够充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一些。但是，在宋代的常科之外，还有一些特科，其实也十分重要，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如制举，在宋代被视为大科异等，制举高中者，其享受的待遇远在一般登科进士之上，加之人数稀少，更是受到朝野瞩目。但是因为宋代制举的举行，极不固定，加之制举名目屡有变化，所以也不易对其有清晰的了解。前人虽然有所涉猎，但是由于依赖的文献来源较有限，也只能予以粗线条的勾勒。而《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中，不仅从正史中勾稽了相关制度演变的文献，而且还从《全宋文》中采录与制举取士相关的奏议，以及遗存下来的制举对策文本，加之从宋人笔记中又辑录了不少与制科考试相关的轶事，所以，如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关于宋代制举的研究必将有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推进。

又如宋代词科之设立，本是鉴于熙宁贡举改革之后，由于经义取士，导致擅长四六诏诰之类应用文体写作人才的缺乏，而特别设立此科。由于此科人才，往往是日后为王者代言的人物，因而无论在朝堂政治，还是在文坛上都有较大的影响，最典型者，如鄱阳三洪（洪适、洪遵、洪迈）。但此科名目屡有变更，由“宏词科”而“词学兼茂科”而“博学宏词科”，考试内容前后也颇有变化，故而弄清其始末原委，并不容易。但是，由于此科取人远较制举为多，而且词科文士在学养上，与南宋兴起之道学士人存在显著差异，故而屡屡引发后者的攻讦，成为当时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虽然近年来，宋代词科已经引发学人较多关注，但其研究成绩似乎还不够令人满意，相信今后如能充分利用《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中的相关文献，当会有较大的推进。

二是，宋代的学校取士问题，虽然受到学界的关注，有过一些探讨，但似乎尚多流于制度层面的梳理，而欠缺反映学校生活之丰富细节的微观考察。但是，由于宋代科举与学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王安石贡举改革方案中，本身就意图以学校取士取代科举取士，而宋代太学的兴盛，更是经常与科举考试纠缠在一起，因而研究宋代科举，也就不能牵连到宋代的学校问题。因此之故，《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也就辑录了相当大分量与宋代学校有关的文献，为从事宋代学校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

此书不仅从《宋会要辑稿》、《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勾稽了大量与学校取士相关的材料，而且从宋人别集中辑录了不少与学校考试相关的策问问目之类，而宋人笔记中，涉及学校取士的记载，也大都被采录入书中。而其中有些材料，对于深入了解“太学舍选”这一涉及宋代学校取士的重大问题，颇具参考价值，如周密《癸辛杂识》中有关“成均旧规”的条目，即是十分关键的材料。而书中自《全宋文》所采录之吴仁杰《国家释褐记》、胡泓《两优释褐题名》，则几乎未见有学者引用过，而这些都是与“太学舍选”直接相关的材料。所以我相信，如能充分使用此书中有关学校取士的文献，当可极大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

三是，与宋代科举相关联，或是因宋代科举而引发出来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可借由此书作为导引，展开较为深入的考察，或许由此也可开辟一些新的问题视角。

研究宋代科举，除了制度之梳理，考试内容之探究，以及科场文体之考察之外，还有一些与科举相关的社会现象，或是与科举相关联的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因为在这些活动、现象的背后，往往牵涉到更大层面的社会动向，从而成为一个进入社会史层面的很好入口。即以我阅读《宋代科举资料长编》的直观感受，有两个方面，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一是书中收录了大量的科举题名记一类作品，二是南宋后期涉及贡士庄记载的大量出现。

题名记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唐代，就有新科进士在大雁塔题名的风气，也是一时佳话。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中收录了如此多的题名记。不仅各个州军有进士题名记，连州军以下的一些属县也出现了进士题名记，甚至一些州学也有自己的题名记，这反映出宋代的各级州县，连同州县学，越来越注重通过刻石立碑的方式，来宣扬本地在科举上的成功，同时也激励后学见贤思齐。这无疑也刺激了宋代的士人进一步去追逐科举功名，将其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主要目标。

南宋开始出现的贡士庄，是当地官府通过购置田产，来为本地赴京赶考举子提供旅费，

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公益性基金，可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是发展得相当迅速，越是到南宋后期，贡士庄的设立越是普遍。我以前曾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因当时搜集到的文献不够丰富，所以有些问题说得并不清楚。但是，我却发现《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中提供了更多有关贡士庄的记载，从而大大深化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例如，根据书中收录的《融州新创贡士库记》、《增城新创贡士库记》，我发现，原来南宋地方州县资助举子旅费，不仅有购置田产作为经费来源的形式，也有通过货币房贷的形式来增加收益。另外，根据书中收录的20篇左右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到了晚宋时期，贡士庄的设立，已经遍布江西、福建、荆湖南路、两广地区，说明贡士庄的设立越来越成为地方州县的一项德政。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收录了一篇严州地区的《贡士规约记》，里面详细记载了对不同类型举子进行旅费补助的各项规定，从而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一公益性基金的内在运作机制。目前来看，关于南宋贡士庄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做新的发掘。

四．裒辑零散，勾画社会风习之历史细节

在宋代，科举考试已成为士人走入仕途、跻身官僚队伍的主要途径。一个读书人，只要他肯发奋努力，“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便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所以，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是期待着能从万千举子中脱颖而出，通过科举考试平步青云，却成为了很多士子所怀揣的梦想。因此，对于科举功名的艳羡，就成为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风气。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加之宋代的许多名公巨卿，文坛宗匠，大都有过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于是，在宋人的别集、笔记中，就留下了许许多多与科举有关的诗文、轶事，流传于世间。这些与科举相关的诗文、轶事，虽然在史家看来或许过于零散，但它们却是反映社会风习、时代面貌最生动、最有趣的材料，因而自有其特殊价值，端赖于研究者如何加以利用而已。幸运的是，《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并没有忽略这些零散的文献，而是将其裒辑在一起，集中收录于《综合卷》中。此卷中的材料，大量来自宋人笔记、《全宋文》、《全宋诗》，可以说都是不太为人经意的文献，但是汇集在一起，却为我们加深对于宋代科举的了解，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视角。根据收录文献的类型，我们大体可以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是，资料集从《全宋诗》中勾稽出了大量与科举相关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科举的一些习俗和时人的心态，尤其是各类人群面对科举考试时的心理活动，在诗歌中往往有极其细微的表现。

举例来说，宋代最低一级的选拔考试，称为“解试”，一般是秋季在各个州军举行，目的是选拔合格者赴京参加省试。地方官员为了表示对这些合格者的礼遇，往往会在他们出发之前，举行一个特别的欢送仪式，称为“鹿鸣宴”。于是，我们就看到有大量与鹿鸣宴相关的诗歌的出现。虽然，其内容无外乎预祝成功之类的套话，但是作为一种礼仪环节，地方州军还是相当慎重其事的。

    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些吐露应举士子心态的诗歌，如有人登科之后，兴奋地作诗说：

只把文章谒帝居，便从平地蹑空虚。

分明有个上天路，何事儿孙不读书。

                               ——许载《及第后寄宜春亲友》

因为考中了进士，忽然就觉得成功来得是如此容易，于是悟出读书原来就是平步青云的捷径，遂有了希望自己的子孙今后也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期待。而在科场经过多次蹉跌之后，曾偶然侥幸得中一第的士子，则又是另一番笑中带泪的神态：

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佳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詹文《登科后解嘲》

年纪老大了，白首登科，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想到自己的青春都耗费在这上面，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呢？这种感喟是深沉的。当然，也有一直蹭蹬场屋，考到头发花白而仍然没有登科的失意者：

场屋悠悠四十年，这回弄镜已华颠。

也知枯木春稀到，却想寒灰火复燃。

高尚难攀生有累，往来莫厌喜随缘。

伤心自是离乡客，几度因归上墓田。

                                  ——陈藻《甲子应举》

这位举子大约从二十岁开始应考，一直到了六十岁花甲年纪，仍然未能得到一个功名，但是他却不想就此放弃，虽然知道希望十分渺茫，他却选择了依然坚持下去，也许坚持已经成了他的某种人生信仰。

     二是，资料集从《全宋文》中辑录了大量与科举相关的文献，种类十分多样，既有涉及科场事务的官员奏议、考官试策的策问问目，还有送人赴考的赠序、各种类型的题名记之类。其中，有一种数量很多，然而又比较特别的文类，就是各种用四六文形式撰写的答谢考官的谢启之类，既有答谢解试考官的，也有答谢省试考官的，当然也有各类官员回谢的启札。这说明，在宋代科举考试中，通过考试答谢主考官，用谢启来答谢主考官，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

不过以上这些材料，实在显得有些过于严肃了，其实这里面也不乏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如宝庆二年（1126）登科的广东番禺人李昴英，他是这一榜的探花，他在发榜之后，曾写了五份家书，通过当时的快递系统送到了家中。细读这些书信，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知道，士人在登科之后，在京居留期间，将有怎样的应酬活动和各种开销。

在第一份家信中，李昴英向父母报喜，告知自己省试高中了第三名，并预告了归家的日期大约在七月受官之后。在第二份家信中，则介绍自己拜谒主考官的情形，并详细开列了自己在京生活的一系列开销，如租住房屋、雇佣仆人、添置衣物之类，总之花费相当大。第三份家信中，则交待家中，如何支付报喜人的酬劳，陈说自己在京的交游情况，并再次提及自己在京的开销支出。第四份信中，则是叙说他人请托之事，以及主张家里与一位同乡士人结亲之事，又再次提及在京开销较大之事。第五份书信，则叙述了自己殿试唱名之事，完成这项仪式之后，他也就可以动身回家了。读完这些书信，给人的一个直接印象就是，士人登科之后，在京仍然有着巨大的费用开销。由此，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何南宋的地方州县要给予赴京赶考的士人予以费用补助了吧。

    三是，资料集从宋代史料笔记中也采录了大量与科举相关的材料，这里面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既有涉及制度沿革的掌故，也有历次科考的一些奇闻轶事，但最多的，则是叙述某些士子取得功名之前的征兆，透露出一种“功名前定”的宿命论信仰。洪迈的《夷坚志》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也被大量收录到资料集中。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

结语

在如今这样一个学术研究已经高度依赖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时代，编纂一部二、三百万字的文献资料集，或许并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按照通行的惯例，这样的资料辑录工作往往是分包给学生去做，或者邀约若干学者集体合作，所以，如果一部资料集是成于众手，那么其学术价值如何，往往也不那么令人放心。

然而，《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却不是这样。编者完全是自讨苦吃，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以一种单打独斗的精神，硬是凭着一己之力，花费数年时间，独自完成了此书的编纂工作。用作者自己在后记的话说：“所有的书籍，皆由自己一一阅读；所有的文献资料，皆由自己一一编年、考辨。”这种打硬仗的精神，似乎在今日的学界，已经比较少见了。

正因为所有的文献材料，都经过编者自己审慎的考辨和编排，因而就极大了减少了错误的可能性。而这背后的学术依据，就是作者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可资参证。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资料辑录过程中，也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充分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辑录的文献，但凡已有校点、编年、笺注、考辨之类先行成果，都一律加以采用，而并不以采用所谓原始版本自炫。这既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也是对于他人所做工作的尊重，而且所有引用的文献，都在书后开列的引用书目中，一一加以注明。

总之，这部书既可以说是一个宋代科举研究的文献渊薮，同时也可以说一位严谨学者的良心之作，后者在今日则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