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丽丨融通文史，精研求真——诸葛忆兵教授的宋代文史研究
陈丽丽丨融通文史，精研求真——诸葛忆兵教授的宋代文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教授】
诸葛忆兵教授是浙江温州人，在国人眼中，温州人似乎天生聪明、机智、擅经商。先生的中小学阶段，正值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时期，教育几乎停滞，各种中外名著都成了“毒草”，挖空心思只能找到一些零星读物，还得遮遮藏藏地偷看。文革中期，环境稍有松动，鲁迅著作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可以公开发行。对于十多岁的少年来说，鲁迅的书读起来太艰深，但却给他带来了初步的思想启蒙。相比之下，范文澜的史著好懂一些，于是前前后后通读了十多遍。此后的历程中，独立的思想，犀利的批判意识，客观的立场、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一直贯穿在诸葛教授的为人为学中，这恐怕与文革时期特殊的阅读经历不无关系。
1977年，高考恢复，用先生的话说，几乎是在一种“半文盲”状态下备考的，最终被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录取。酷爱读书的他，在大学里几近疯狂地阅读、思考。1980年8月毕业，分入温州市平阳县第一中学任教。杏坛上下，他对知识的追求依然热情投入，宿舍里、树阴下，都是读书的好场所。1984年9月，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师从陶尔夫教授攻读硕士。名师遇高徒，是一种由衷的快乐，陶尔夫、刘敬圻这对学术伉俪十分喜爱这位好学的南方学生，对他的关爱甚至不亚于自己的亲生儿子。1987年7月，诸葛忆兵先生以《贺铸词研究》通过答辩，留校任教，从此正式走上宋代文学教学研究的道路。然而，80年代末，由于历史原因曾被停课雪藏，面对这种困境，他毅然选择了考博，并于1994年9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郁贤皓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宋史专题研究。1999年6月出站，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纵观诸葛忆兵教授的学术生涯，从浙江到黑龙江，又从南京到北京，南来北往，寒暑交替，不变的是他对宋代文学的专心。宋代被陈寅恪先生评价为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之世，先生在研究宋代文学的同时，对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科举文化也进行了深入考察。30余年来，先生笔耕不辍，出版了十几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综而观之，诸葛教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学、宋代人物、史学专题这三个领域。
众所周知，词乃赵宋之一代文学，诸葛教授在词学方面用心最深，硕士论文《贺铸研究》与博士论文《徽宗词坛研究》奠定了他的研究基础，此外还有《宋词精华集》《宋词精品》《宋词入门》《晏殊晏几道集》等编著。就宋词而论，帝王的喜好是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徽宗无疑是宋代词学成就最高的皇帝，徽宗一朝亦是宋词高度繁荣的最重要时期，南宋柴望在《凉州鼓吹自序》中指出：“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①早在90年代读博时，诸葛教授便选取“徽宗词坛”为研究对象。他指出“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对朝野的审美风趣影响极为深远”，“在徽宗的带动和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词坛创作很有特色”。具体从大晟颂词、文人雅词、民间俗曲三个角度对这段高度繁荣的词坛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原了当时丰富、立体的创作风貌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词体的广泛接受。自《徽宗词坛研究》问世后，陆续出现了不少关于断代词坛的学位论文及专著，仅就宋代而言，便有元祐词坛、孝宗词坛、理宗词坛、仁宗词坛、宁宗词坛等一系列研究。由此可见，《徽宗词坛研究》开启了宋词研究的新视角，对当代词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词学方面，诸葛教授还有两部别具意义的合著：一是与师母刘敬圻先生合撰的《宋代女词人词传》。另一部是恩师陶尔夫教授突然驾鹤西去之后，受师母所托续写完成的《北宋词史》。刘先生在后记中写到：“倘为诸葛君着想，这一不情之请是名实相副的额外负担。不过，诸葛君一向是友情至上主义者。教务的繁冗，笔耕的劳顿，家事的艰窘都不能淡化他玉成《北宋词史》的热忱。他慨然应允了。”②这两部著作，融注了两代学人对宋代文学的热爱，体现了深厚真挚的师生情谊。正如刘先生所言，贯通着师徒两代学人的心志，活跃着两代学人的神髓。
宋代著名人物众多，诸葛教授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用心最深的是范仲淹和李清照。前者作为仁宗朝名臣，其政治才能，军事战略，诗词文章，道德操守，无不令人仰视，曾被朱熹盛赞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亦被全祖望视作“一生粹然无疵”。诸葛先生认为范仲淹人格卓越、才能超拔，是历史上少有的几近完美的人物。他依据史料，知人论世，从士风演变、军事才能、政治思想、文学成就等角度全面解读，撰写了《范仲淹研究》和《范仲淹传》这两部著作以及《浩然之气不可及——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论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守边策略》等十余篇论文。李清照作为宋代著名女词人，尽管传世作品不多，词仅40余阕，但篇篇精品，在词史上的地位不逊于任何一位男性词人。从宏观视角看，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男性文学史，虽然历代不乏女作家，但她们的成就、地位并不突出。李清照则不同，她出身名门，擅书画，晓金石，通诗词，眼界、心胸、才情、文笔无不出众，被称作“词家一大宗”。诸葛先生把她视为中国文坛上的奇女子，相关研究有《李清照与赵明诚》《李清照诗词选》二著及《李清照〈一剪梅〉作年考辨》《李清照再嫁与离异风波平议》等论文。
人们通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其实，学术研究亦如其人。一名优秀的学者，由于兴趣、特长等因素，往往会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从诸葛忆兵教授对范仲淹、李清照的真心喜爱与深入研究，可以得见他自己的心性与情操。就研究方法看，诸葛先生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认为文学的兴盛、发展、衰竭与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真正把历史读懂了，再去发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文学是怎样展开的，才会真实可信。然而在现实中，许多文学研究者只是借用现成的史学家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展开文学讨论。如果史学家的论断是错误的，那么文学研究也往往走了偏路。因此，若要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家、作品的考据、考评上，必须要吃透自己所研究那段时间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扎实、合理的结论。诸葛忆兵教授所提倡的这种打通文史的研究方法，既是对传统学脉的继承，又是对当今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补充，这些理念真切地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一 打通文史，互相参证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文史哲本是互相交融、并不分家的，张之洞《书目答问》认为:“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靠；……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然而，当今学科划分十分细微，文学和史学甚至泾渭分明。范文澜先生提出：“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③诸葛教授自少年时期便深受范文澜先生影响，主张文史互通，他认为文学创作是现实社会的形象表现，通过阅读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够从一个角度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历史现象；同时，掌握历史，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文学。因此他有意识打破藩篱，融通文史，比如《宋词说宋史》一书，共十六章，每章以一首宋词的解读作为引子，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宋代的对外战争、都市经济、科举制度、官制、基本国策、新旧党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歌楼妓院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作了细致生动的分析与描述，使读者在欣赏宋词的同时可以深入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更加深刻、立体地理解宋词。
提及范仲淹，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句，并赋予崇高神圣的道德光环。诸葛教授在《范仲淹研究》一书中，以客观冷静的史学眼光关注到“先忧后乐”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在范仲淹生活的宋代，帝王始终把“与士大夫治天下”作为基本国策，因此文人士大夫与皇室共忧患，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的前途利益与王朝的命运紧紧捆绑一起。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范仲淹出将入相，防守边关，实施新政，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自然而然产生了“先忧后乐”的心态。这种博大胸怀，不仅是范仲淹个人品德完善的最高追求，更是宋代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凝练体现。
再如范仲淹曾于皇祐三年（1051）手书韩愈《伯夷颂》一文寄赠京西转运使苏舜元。值得一提的是，韩愈的《伯夷颂》在范氏手书之前，几乎不被人们提起，此后则广为传播，观赏、题跋者众多。当时的文坛、政界要员，如晏殊、文彦博、富弼、杜衍等，皆有参与。诸葛教授通过详细剖析，指出“韩愈《伯夷颂》重在道德品格之评说，范仲淹是北宋年间最优秀的实践者之一。范仲淹手书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树立道德榜样”，抄文赠友这一看似私人化的微小的行为，其本质上与当时注重伦理道德教化的士风、以及北宋诗文革新，属于同一个认识体系，因而最终成为北宋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事件。“审视这一事件，能够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宋代的士风和文风，更能使人们体会范仲淹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及其在改变士风过程中的巨大作用。”④诸葛教授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带领读者回归到历史现实中，刻画出一个真实伟大的范仲淹形象。
《北宋词史》一书是诸葛教授在恩师陶尔夫先生遗稿的基础上完成的。这部词史以重要词人为线索，贯穿起北宋词坛的发展。作者把某一时段词坛面貌的完整性与词史发展的延续性结合起来，譬如全书结束语部分，分别阐释了“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南北宋词优劣论”、“南北宋词平议”、“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这四个问题，有意识把北宋词放在整个宋词发展过程中进行观照，带有清晰的“史”的观念。
再譬如第五章，关于“李清照的艺术个性及其成因”，陶尔夫教授生前已有成稿《“易安体”：古代女性文学高峰及其成因》，并发表于《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诸葛先生续写时，并没有原文照搬，而是格外强调李清照“卓然于诸大家之外、自成一体”的特色，把历史背景与个人生平结合起来，一方面认为由于词体的女性特征，使得宋代出现这样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从李清照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及个性特征等因素入手，分析为什么宋代“只产生李清照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
尤其在介绍李清照出身时，不仅引用《宋史·李格非传》，还参考了《涧泉日记》《鸡肋篇》《墨客挥犀》等宋人史料笔记，对王仲闻、陈祖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考辩，最终得出结论：李格非先娶王准孙女，早卒，不曾生育。丧偶不久再娶王拱辰孙女，生李清照与李迒，李清照早年幸福地生活在父母身边，并不是因丧母而被孤独地寄养在原籍。通过史料进行分析，把李清照的出身、父母经历，与其早年活泼轻快的词风互相参证。诸葛教授的宋代文学研究，总是在雄厚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把人物、现象回归到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分析，得出一些看似意外，又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 细处入手，求真求实
南京师范大学陆林教授生前曾谈及做学问的路径：一种是从大处入手，表现为宏大开阔的视角、高屋建瓴的理论；一种则是从细处入手，选取一个具体点深入分析，穷尽其理。诸葛教授的研究大体属于后者，通常是小中见大，于细微之处见精深。
在词学研究领域，一提到徽宗词坛，人们通常会想到大晟府与周邦彦。前者是徽宗崇宁四年(1105)设置的官署机构，用来建构“一代之乐”以及管理日常用乐。周邦彦是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词坛大家，曾提举大晟府，王灼的《碧鸡漫志》和张炎的《词源》皆有提及，历代学者便以此为依据，格外强调周邦彦与大晟乐府的关系，把他视为大晟乐府的代表词人。诸葛教授则通过《宋史》、《宋会要辑稿》、《阜阳县志》、《乾道四明图经》等史料，详细梳理出周邦彦的履历以及其他大晟府提举官的具体任期，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辨，以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了周邦彦实际上在大晟府的任职时间是“在政和六年十月至政和七年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这与《宋史》等史料所说‘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吻合”⑤。另外还指出大晟乐府的词人们是个松散的群体，甚至互不相识；周邦彦与大晟府的重大音乐创制无关，“大晟乐”是颂乐，亦与宋词无关。由此可见，周邦彦在“大晟词派”中并不具有后人所认为的那种领袖作用。因此，在研究大晟词人时，应当力求真实，不能过于拔高、夸大周邦彦的地位和作用。该著还依据史实，指出周密《浩然斋雅谈》中关于徽宗喜爱周邦彦之才的记载，以及周邦彦与李师师的故事，皆为无稽之说。
“细微精深”“小中见大”的心法在诸葛教授的宋代人物研究中也随处可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政治生涯中最浓重的一笔，《范仲淹研究》第三章曾围绕这一事件，以《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等奏章，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料为依据，从新政前范仲淹的政改思想入手，对新政的内容、落实与废除条分缕析，指出这场改革迅速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其“择吏为先”的核心理念，新政中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都是围绕建设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而提出的。然而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人治”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范仲淹的改革核心，即改变官僚阶层，与“人治”是相矛盾、相冲突的。尽管范仲淹能够清楚看到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也企图加以变革，但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其失败是必然的。透过新政，尤其是“择官长”这个视角，诸葛教授清晰地揭示出封建社会体制上的弊端，推而广之，可以透射出整个封建专制时代政治、经济变革的必然结局。关于军事才能方面，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与韩琦的“速战速决”思想比较起来，似乎显得相对保守。然而诸葛先生把“积极防御”策略的发展、实施，放置于西夏崛起、北宋军事实力演变的历史背景之下，并通过好水川之战、定川砦之战等反面例子，使人们清晰地看到范仲淹积极防御、攻守得当的守边政策，并不是消极保守，而是一种立足现实的正确军事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宋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采莲”场面的描写，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描绘江南水国风光、采莲女的生活情态及相思离别之情。诸葛教授在实际阅读中，对这一结论产生质疑，经过对历代相关作品文献的梳理考辩，撰写了《“采莲”杂考——兼谈“采莲”类题材唐宋诗词的阅读理解》一文，发表在《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文章首先对“采莲”歌舞曲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指出汉乐府民歌《江南》中“采莲”与现实劳动生活有一定联系，到了南朝，随着宫体诗为代表的浮艳之风的兴起，“采莲”演变为表达男女情爱的歌舞曲。此后，“采莲”舞曲流行于宫廷及达官贵族的歌舞酒宴之间，唐宋诗词中“采莲”题材，主要是酒宴上表演的歌舞曲，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樽前寻欢、欣赏女色的私人情感表现，甚至带有色情暗示或是隐指男女情事。“采莲舟”、“采莲船”有时也用来暗指青楼妓院或歌舞之地。“采莲”舞曲的表演者大都是宫廷乐妓、家妓、私妓，唐宋诗词“采莲”类题材所涉及的女主人公也大都是这类歌舞妓，而并非“水乡劳动女子”。直到明清时期，大致情况依然如此。作者通过大量诗词作品实例，以及《梁书•羊侃传》《宋史》《续资治通鉴》《武林旧事》等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对“采莲”这一题材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考辩，指出前人观点中存在的误解，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诸葛忆兵教授近照】
三 视野开阔，文献详尽
在潜心宋代文学的同时，诸葛忆兵教授对宋代重要的史学现象也多有关注，主要集中在宰辅制度和科举这两个方面，有《宰辅制度研究》和《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两部专题著作以及《宋代宰相制度、职权述略》、《宋代二府关系之研究》、《论宋代科举考场外的诗歌创作活动》、《论唐宋诗差异与科举之关联》等论文。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拓展到史学领域，诸葛教授在学术视野和文献运用上面，显示出宏观开阔、详尽扎实的研究特色。
在中国封建社会，宰辅是仅次于皇帝的权力行使者，史学界对此多有关注。研究宋代宰辅制度并不容易，一来宋代史籍卷帙浩瀚，不易遍读，二来宋代职官研究早已是大家林立，硕果累累。诸葛忆兵教授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在汲取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另辟蹊径，以开阔的视野，将宋代宰辅制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作者以宋代宰辅制度为研究对象，但却突破了赵宋一朝的局限，而是放在秦汉至明清的整体发展脉络中来分析，认为中国宰相制度经历了“三公制”（秦汉）、“三省制”（隋唐）、“内阁制”（明清）三个阶段，宋代正处在从三省制向一省制转化的衰变阶段。其间，经过神宗元丰年间恢复三省制的短暂尝试，最终完成了从三省制向一省制的转变。诸葛先生以《宋会要》《宋史·职官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事实》等史著中大量关于宰辅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钩玄提要，显赜索隐，深刻而又详实地揭示了三省趋同合一的制度根源及其内在动因。视野宏阔，论证严密，令人信服。
二是采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历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容易陷入模式化、机械化之陷阱，只见官职、机构和制度，不见人。诸葛忆兵教授强调“研究者需要澄清制度，辨别例外，既不因固定的制度而舍弃例外，又不因个别例外而否定制度”⑥。例如第三章讨论相权之强化，却在第四节叙述太宗朝和神宗元丰年间相权的萎缩，从太宗登基背景和个人疑忌心态解析相权受到皇权压抑的具体原因，既避免了对宰辅制度发展的静态描述，又指出了制度以外“人治”因素的影响。又如第五章探讨参知政事（副相）与宰相的关系，兼顾到常态与非常态两种情况。在历史常态下，参知政事备位副宰，是宰相的直接下属和助手，其任命、行使职权均受宰相的影响，但在现实中又存在着参知政事侵夺相权的“非常态”。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采用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符合历史规律，而且可以使读者对宋代中枢权力机构的演进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三是共时语境与历时语境相结合。宰辅制度与皇帝制度是密切关联的矛盾统一体，因此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是宋代宰辅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关注。钱穆、邓广铭等先生认为宋代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王瑞来先生则力主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张邦炜、朱瑞熙等先生认为多数情况下，宋代皇帝的最高裁决权与宰相的最高行政权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同呈强化之态。诸葛教授持第三种观点，他的创新之处是把问题从共时语境引入历时语境。在共时语境中，当“上下同心”，皇权与相权一致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不一致时，才会出现相权过度膨胀，削弱皇权的情况。就整个宋代看，皇权与相权一致的情况占主导地位，因而同时得到了强化。从历时角度看，与隋唐时期三省制相比，宋代的宰相集体领导体制更是大为增强。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第四至第八章，分别对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等中枢机构做出详尽考述，用确凿的史据证明宋代相权的强化。
近年来，诸葛教授专注的另一个专题是宋代科举。科举是中国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自隋唐肇始以后，便对政治、教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是科举史上极为关键的转型期，弥封、编排、誊录、锁院以及三级考试制度得以确立，并日趋规范，因此学界通常把宋代视为封建科举的“定型时代”。诸葛教授以一己之力，潜心5年，全面整理宋代留存至今的与科举相关的各种文献，并对其中存疑的材料进行考辨论证，编纂成260余万字的《宋代科举资料长编》。该著分为北宋卷、南宋卷和综合卷，以年月编排，清晰地呈现出宋代科举制度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政治思想、文化观念、文学风气的发展转变。
中国是个史学发达的国度，在历代各种史料中，"会要"是史官收集并分类编排的当朝诏书奏章的原文，史学价值最高也最为可靠。《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以《宋会要辑稿》为主干，以时间为序，将其中不同门类、不同条目下的相关资料分系于相应的年月之下，同时又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等现存的宋代史著中辑录出与科举相关的文献。除史料外，诸葛先生还悉心搜集与宋代科举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大大丰富了史料来源。
宋代进士考试内容主要分诗赋、经义、论、策四大类。除论、策始终作为考试内容之外，诗赋与经义时有消长。北宋熙宁四年前只有诗赋而无经义，之后则诗赋、经义或者并行，或者取其一。从本质上看，考试科目及内容的取舍，实际上与新、旧两党政治势力的变化密切相连。南宋时期则大多诗赋、经义并行不悖。由此可见，考试的内容与形制是考察宋代科举制度乃至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科举时文都用心搜罗、辑录。除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外，国子监（太学）以及地方学校也常举行考试，内容多与科场时文有关。凡涉及科场时文之作，诸葛先生尽量予以收录，力求竭泽而渔，以便为当今了解研究宋代科举面貌提供丰富的文本例证。此外，他对于大量散见于宋人别集中的科举考题，尤其是策问问目之类，也有选择地进行辑录。
在宋代科考中，制科是皇帝为临时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置的考试，但由于考试不固定，名目屡有变化，且入选人数较为稀少，因此相关材料难以清晰梳理。前人虽有涉猎，却因文献来源有限，只能予以粗线条勾勒。诸葛忆兵教授充分发挥文学专业的特长，不仅从正史中辑录关于制科演变的文献，而且从宋人笔记、别集、诗话等集部文献中钩沉出不少与之相关的轶事。与传统史料、尤其是正史材料相比，宋代关于科举的习俗和具体细节，尤其是各种身份的人物面对科举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诗文作品中通常有着更为细腻真切的表达。《全宋文》中有不少涉及科举的内容，比如关于科场事务的官员奏议，考官试策的策问问目，送人赴考的赠序，各种类型的题名记，以及四六形式的谢启等等。谢启类别中，既有答谢解试考官的，也有答谢省试考官的，还有各类官员的回谢启札等。这些史部以外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被史学家忽略的关键材料，为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开拓空间。
四 人性为本，情理兼顾
历史是鲜活的，因此诸葛教授经常强调研究者在面对各种文学作品、各种历史现象时，不能用僵化的眼光，不要拘泥于某些定论，而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的研究往往在严谨理性分析中散发着人性之光，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理性思索和情感共鸣。
作为韵文学中最主要的文体，诗、词各具特色，正如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魏塘曹学士所言：“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与唐诗相比，宋词中那些中表达男女恋情的内容最为突出，以其缠绵动人的情感，委婉细腻的表达，深受人们喜爱，对这些恋情词的深入理解，也成为“宋词研究的必须项目”。人们通常都认为这些恋情词是词人讴歌爱情的产物，而诸葛教授则通过对晏几道的词进行个案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晏几道出身相门，早年富贵时常在友人家饮酒听歌，对几位歌妓情有所钟。家道中衰后四处飘零，也少不了诗酒歌舞、秦楼楚馆的应酬，因此结识了大量的歌妓，留下了许多恋情相思的词篇。身为一名多情文人，遇到容貌出众、技艺超群的歌妓时，难免心醉神迷，但在现实中不可能建立长久的深厚恋情，因此晏几道那些深情动人的词作，很多属于一见钟情型，其中的情感主要源于自我的想象和回忆。从歌妓角度讲，在酒宴之间演唱歌曲、娱乐宾主是其职业，想法设法以妩媚的姿态、声情并茂的表演去吸引宾客，“是职业要求培养起来的职业习惯，也是表演者艺术体验外化的具体体现”。宋词中“说风尘有情”的描写，已成为填词的一种游戏规则。很多时候观赏者的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只是一种自作多情。对于晏几道而言，从钟鸣富贵到繁华落尽、家道衰落，难言的痛苦和微妙的自傲心理只能借诗酒、以及想象回忆中的风流爱情来排解。“沉醉在这样的白日梦里，乐此不疲。词人美化眷恋的异性，就是在间接地美化自我，自抬身价。无力抗争现实，又不能挣脱“虚名”的牵累，没勇气和毅力真正超脱烦恼人生，只得局限一己之荣辱得失，自我欣赏，自作多情，是小山恋情词的根本成因。”⑦诸葛教授结合晏几道的人生经历，从人性及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的恋情词其实只是文人在酒宴歌席上赠与歌妓演唱的作品，其中那些动人的男女恋情，要么是代歌妓言说，要么是一种逢场作戏、萍水相逢的临时抒写，或者是自我多情的美妙表达，大多情况下并不是文人与歌妓的真实情感。这一观点在90年代初期提出之后，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曾对学界带来了很大冲击，但逐渐被广泛接受。
李清照是词坛女杰，她与赵明诚的夫妻情感，是阅读与理解其爱情歌词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关于李、赵的夫妻关系，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他们是神仙眷侣、恩爱情深，当今有学者认为二人婚后有许多不和谐，如赵明诚纳有姬妾，夫妻甚至时时反目等。“如此以来，有关李清照诸多名篇的作年及其解读，都产生了歧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一词，一般认为是李清照南渡丧夫之后所作，抒写了亡国与丧夫的深痛。陈祖美则认为该词是李清照南渡之前遭赵明诚冷遇时所作。”诸葛教授通过对宣和三年（1121）李清照去莱州与赵明诚重逢时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发现一个问题：赵明诚夫妇先后分离五年，按理说久别重逢应该十分欣喜，但李清照前往莱州途中路过昌乐时所作的《蝶恋花》和初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充满愁苦，情绪十分低落。
关于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生平的直接文献极少，诸葛教授借助《宋史》、《东京梦华录》、《清波杂志》等史料笔记中关于宋代世风的记载，以及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用典，以人性为出发点，细致地梳理夫妻情感的微妙变化，做出合情合理的推论：赵明诚与李清照早年感情融洽，虽然会因品赏金石等发生小争执，赵明诚亦有狎妓、纳妾，但在他第二次出仕之前，李清照基本上垄断了丈夫的情感，并无危机意识和怨言。然而，赵再度做官时，李清照年趋40，年老色衰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赵明诚别妻外任后，可能被更加年轻美丽的侍妾或其他女子所吸引，相对冷落了李清照；加之他们没有子嗣，于是产生隔阂，矛盾加深。赵明诚在外做官数年，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增加了夫妻间的猜忌，于是婚后累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但是毕竟二人有相濡以沫的感情基础，赵明诚将李清照接到任所，正是他对妻子情感的一个明证。直到莱州任期结束，转守淄州，二人情感非常融洽。诸葛教授通过对作品的详细解读，结合社会背景及李、赵生活经历，以人性化的视角，指出“世界上没有矛盾、永远和谐的夫妻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之际，容易产生‘中年情感危机’清照与赵明诚也不能免俗。然因此夸张两人的矛盾，人为地拿着“放大镜”去寻找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裂痕，则会导致一种偏颇，乃至厚诬古人。”
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古人也是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会违背人之常情、常理。因此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从史实出发，从人性出发，如果脱离这些，就会出现荒谬的结论。比如古代文人去青楼楚馆纵情声色，为歌妓创作艳词，这本是封建社会的常态，如果被认为是同情下层妇女，体现原始的民主平等，显然是违背事实的。30多年来，诸葛忆兵教授始终主张文学研究应当回归历史，回归人性，研究者应以客观的立场去对待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深入地分析，得出真实的结论。这种朴素的学术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注释
①金启华、张惠民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②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0页。
③范文澜《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 第一讲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02期，第7页。
④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⑤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⑥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⑦诸葛忆兵《心灵的避难所—论晏几道的恋情词》，《求是学刊》1993年第4期，第91页。
参考文献
诸葛忆兵《高考的记忆》，《瓯风》第十四集。
林岩《宋代文献里的科举世界——诸葛忆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一书读后》，《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
张春柳《读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
葛金芳、金强《两宋官制研究的又一力作——评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
本文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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