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之温州师专篇---何平

     经过数月痛苦地等待，我终于接到“浙江师范学院温州分校”的入学通知书。1978年5月8日，一根小小的竹扁担，一头挑着铺盖卷、一头挑着网兜装着的脸盆等日常用品，我带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第二天，从宁波发出的长途客车，经过一天的颠簸，于傍晚时分抵达永嘉港头。也许是老天爷要给我们这些远来的学子一个下马威，在通往温州的渡船上，我们接受了暴风雨的洗礼。只见天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瓢泼而下，渡船窄小的船篷怎能遮挡强风横雨的侵袭。未到岸边许多同学早已浑身湿透，恰如落汤鸡一般。幸好学校派了车子接站，一溜烟把我们接回学校。老师们也来嘘寒问暖、端上热腾腾的姜汤，这些都让初次远离家门的我们倍感温暖，暂时忘却了离家的寂寞和旅途的疲劳。

  对我们来说，大学生活一切都是新鲜的。没有了中学时期填鸭式的教学和放羊式的管理，少了几分受羁绊的感觉。但对大部分“半路出家”（就是从理科转为文科）的同学来说，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但老师们对我们循循善诱，让我们逐渐步入正常的学习轨道。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是蔡秀英老师，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说话声音不大，带着甜甜的味道。做班主任工作极细致，很为同学们着想，入学报到那天的姜汤就是她让人准备的。她经常到寝室找同学聊天，问学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同学们也乐意向她反映情况。她教我们语音课，发音纯正。为了纠正我们这些宁波学生讲普通话时浓浓的宁波腔，费了不少的力气。副班主任是曹维琨老师，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秀气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在班会课上，他代表全体老师表态：同学们远道而来，我们做老师的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招待，只有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颗赤诚的心和认真的备课，来服务同学们。去年，我和同学去看望他，并请他为我们班纪念入学三十年文集写一点文字。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热情，额头更加开阔，只是多了岁月刻下的深深痕迹。入学初，我对汉语言文字发生了兴趣，三天两头往阅览室里跑。找了很多书看，却不得要领。管理员是一位年近四十的中年教师，听说以前是右派，刚刚恢复工作，据说还是临时的。他话很少，经常捧着一本书看，碰到有同学来借书，就会主动向他们做介绍。他发现我经常找语言文字类的书看，就为我开了一个书单，里面有《说文解字》、《训诂学》等十几本。他还告诫我，搞语言文字，打基础很重要。基础不扎实，事倍功半。不能急功近利，“磨刀不误砍柴功”啊！这样的一位好老师，第二学期开学后，因为新图书馆落成，人员调整而不知去向。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惭愧啊！

  三年的专科，我们实际只读了两年零两个月。80年的上半年，开始进入实习阶段，我们班在温州第四中学实习。我选择的实习课文是契呵夫的《变色龙》，就在我精心备课、做好教案，准备一试身手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80年5月22日，那天中午，同学们都到四中去了，我感觉身体不适，独自留在寝室里。渐渐感到腹痛难忍，上了几次洗手间都无济于事，而腹痛还是一阵紧似一阵。下午三时左右，终于熬不住了，只好上医务室。医生在我腹部按压几下，问我痛否，我如实作答。医生果断地说：阑尾炎，送医院。老师和同学们闻讯赶来，看到他们，如同看到亲人，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班长童小豹安慰我：“没关系，小毛病好修”（当时一部热门电影中的台词）。同学们七手八脚把我扶上三轮车，直奔温一医而去。医生作了进一步的检查，说马上动手术。消毒、麻醉、切除。不到一个小时，手术就完成了。医生对老师说，幸亏送来及时，阑尾已经红肿充血，如果破裂酿成腹膜炎，后果不堪设想。我从心里感激老师和同学们，但更让我感动的还在后头。在我手术后到出院的一个多星期里，同学们不顾自己实习正忙，分成几班，不管白天黑夜，轮流守侯在病床前。因为当时我母亲也正因患美尼耳氏综合症，而躺在床上，所以家里无法派人到温州来照顾我。可是同学们没有计较这些，他们象兄弟姐妹一样的为我拿药、洗衣服、叫医生护士，不厌其烦，毫无怨言。将近三十年了，当年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将近三十年了，我和同学们之间的感情仍然是那样的深厚。

  终于要毕业啦，很多同学早早地为毕业以后的去向，悄悄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还有一些同学不知是无奈还是无知，懵里懵懂地，无事一样。终于有消息传来，在温师专就读的五十三个宁波籍同学，除一人因普通话实在不行回宁波分配外，其余的同学全部分配在温州地区。其中我和六位同学分到泰顺，据说这是一个鸟不拉屎贫困山区县。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给另一位同学写信，称此事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听此消息，我的心如同坠入深谷！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转载自何平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