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七七高考---叶正猛

题目有点调侃——我于一九七六年温州五中高中毕业后，在母校当代课老师，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是28.5元，温州话读成二十八个半，所以代课老师之间互相戏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据后来有人统计，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两个阵容最大，除了知青，就是代课老师，文革及文革后中小学新进学校的除了父母退休“顶替”的，都是代课老师，能当代课老师的总归还算知识好点的。十八九岁有了一份高雅的工作，加上我的性情十分符合当老师，自觉学习、认真教书、热爱学生，兼做学校团委的工作，那时日子过得非常惬意的，憧憬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回想起来，确实没有像现在有些回忆文章说那时在期待恢复高考，照十年文革后当时的“定势思维”，还真不知道大学是用来“高考”，或许在正式恢复高考之前，我们这年龄段的压根儿就没有听过“高考”这个词，可怜吧？

一九七七年的这场高考确实非常特殊，可以是古今中外的唯一。首先，这场考试时间“大约在冬季”。印象在七七年的九月底，学校教务处的老师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可能要恢复高考，与其说十分兴奋，倒不如说是一头雾水（现在有回忆文章说七七年初就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莫非北大、清华都是这些人考上的，呵呵。）经过十天、半个月的酝酿，慢慢地缓过劲来。十月下旬的样子正式公布，浙江是分两次考试，先是“初试”，老师说这不是选优，而是“初筛”，因为十年积淀，也没有学历资格要求，参加的高考的人非常多。考了语言、数学两门，初试算“轻松”过关。接下来迎接正式考试。说是复习，其实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可以说，七七高考是一次不用怎么复习的高考，这也是又一个“唯一”不？主要凭原来有多少能耐，再加上一点“运气”。

说来可怜，我从一九六六年小学入学到一九七六年高中毕业，中小学十年满满当当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吻了合。好在家教很严，没有盲从当局宣传的“张铁生白卷英雄”、“黄帅反潮流小将”的一套，还是没有完全荒废学业。特别是中学时代遇上几个年纪大点的文学青年小范围读书交流不亦乐乎。中学时因为一直是学生干部，图书馆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可以进书库挑书，当时允许看的文学书大多借来看了，直到有一天发现图书馆最里面一个小门进去都是堆着文革认定的“禁书”，我就找了古典文学类的书，居然图书馆老师也悄悄地给我开了后门，直到当了代课老师一直在享受着这待遇（多年后，我参加工作了，母校一个老师得知图书馆要处理掉一批旧书，他很有心地去捡便宜，买了一堆古典文学书送了我，“老朋友”重遇分外亲切，好不感动！）。所以，到高考复习时，我是属于课程学到不多，课外书看了不少的一类。

当代课老师，在当时高考复习有些便利，但也有不少尴尬。学校给应届毕业生办了复习班，我们代课老师就去蹭课，不，应该叫“蹭复”。问题是拿了“二十八个半”，课程是很重的，并且复习班上课都是我们的上班时间，那时也没有因为伟大的“恢复高考”给我们放点假。这不奇怪，粉碎“四人帮”后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代课老师理所当然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教好书。有意思的是，我们堂堂的“布尔什维克”与学生一起参加高考复习还要与校长（那时还叫革委会主任）玩起捉迷藏，我们“蹭复”都选择坐在最后面角落，然后“校长”来了要抓“现行”，会有谁轻轻喊一声“~主任来了！”我们的头使劲地往下钻，怪不好意思的，好在~主任也就进去叫一声都去上班之类的话也就走开，如此三番五次，也没见主任真的为难了谁。——三十年后，一次我在飞机上看《高考一九七七》电影，看到那班知青赴城高考赶不上火车的关节眼上，原来反对他们考试的农场长赶着马车出现，把他们送到县城，我的眼泪唏哩哗啦地下来了。感触是因为内心的共鸣！

代课老师的便利还有，复习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找老教师指导，老师们真的很好，总是给我们热心的答疑解惑。当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问题是“问题”太多，时间太少，复习这个“枣”更多是囫囵吞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一个代课老师，因为兼了学校团委工作有值班的任务，学校居然给我一个四五个平方的楼梯间，这个“蜗居”可真是一个太美妙的学习场所，如果没有这个蜗居真不知这“习”还怎么“复”，因为家里是蜗居加杂居，根本无法看书学习。靠这四五平方日夜兼程，这是我的高考的时代印记。记得一次，几个女“布尔什维克”一路议论着靠近我的“蜗居”，我生怕她们“打搅”我的时间，把门赶紧悄悄地锁上，可是她们还是听到门锁咣当一声，“知趣”走了，真是对不住啊！于是自己轻轻地来一句流行的样板戏《海港》京剧念白：“时－间－真－紧－迫－”，为自己解嘲。说起来真是艰辛，那时每月28.5元，给家里贡献5元，那两个月就狠狠心，5块钱都买肉吃了，增加营养补补脑子。后来住过不少房子包括豪宅，唯有这间蜗居对我的人生意义最多，给我的记忆最温馨，如同朱元璋当皇帝后吃过多少山珍海味，但他印象最深的是穷苦时村媪一块豆腐和一小撮菠菜烧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因为喜欢文学就报考了中文，因为热爱教书后面志愿一撸到底全填了师范。我的考场在温二中，海坦山麓，考试那两天我抄近路，越过山路，一个跳跃翻过操场缺口的围墙，进了考场。我是说那时高考也简单，没有家长接送，没有如临大敌，依然秩序井然。

考试结束当天晚上，市教育局在温州人民大会堂召开考生大会，进行思想动员，主题是“接受党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被定为历届考生代表表态发言，或许因为是我当代课老师表现还算比较突出吧。后来，上学后温州同学都说，那天晚上上去一个代表发言，他们在下面就议论“又占一个录取名额了”，他们理解选中发言的都会笃定录取，果真这样倒好了，恰恰我的录取经历还特纠结。

考试大约十天半个月之后放榜，学校大门口贴了两张红纸，一张是应届的，一张是在职的，我的名字居然赫然在上，而且代课老师只有两个名字。那一刻是“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感觉——“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 。但这时还叫参加政审、体检名单。这是七七高考在文革之后的又一个“唯一”，还需要严格的政审，准确说是查三代。七八年开始，因为邓小平同志发话了就没有了。高兴之余，我又开始内心隐隐发虚，因为老爸“现行反革命”刚刚出狱，还没有“平反”。我母亲在我发榜之后那些天，一早就在老爸单位领导上班的路上等，后来碰到领导了，要求领导在我政审上“高抬贵手”，领导的态度还不错。之后，我的那些熟悉的高考朋友陆续接到录取通知，而我迟迟没有消息，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人是坐立不安。直到一个月之后，校方也去打听，传来消息，按我们的情况已经表态服从分配，还有机会。果真，同校的我们两个代课老师属于同一种情况，内部已经准备录取，只是要录取的学校“温州师专”在等待正式批文。后来正式录取了，入学比别人又晚了许多。可以这样说，当我基本“录取”的时候，我的大学还没批下来。真是好事多磨呀。当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好碰到中国著名社会学教授李小云，说起来他也是七七级，他千真万确地告诉我，当年因他父亲的“问题”，他重点学校没有录取，不得已去了非重点。我说天下有等事?既然有“问题”，既然都是大学，非重点又可以上，什么逻辑。七七高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高考分数列为国家机密是不能查的，如今四十年也不“解密”，当事人应该至死也不会知道了。所以，我当时的正确心态是，别无端提高自己、“冤枉”了父亲他老人家。

我一直自嘲自己考了全中国最低级别的大学。但不断有人说，七七年凡是能考上大学的都是一条好汉，如此说来好像稍稍有了些面子。确实，我初一进温五中时，是十个班级，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到高一时只有四个班级，高二毕业就剩两个班了，除了转到其它学校不得而知，两个班级只有我一人当年考入大学。全校二十来个代课老师当年也只有两人录取。真可算是时代的宠儿，所以我十分珍惜！

七七高考从录取到正式入学已经跨入第二个年头，所谓“七七级”实际上是七八年上半年入学的，比七八级多读半年书，这也是空前绝后的。从七七年到七八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全新的学文化学科学的高潮，三件事使莘莘学子受到激励，一片亢奋。一是宣传周总理年轻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宏伟志向；二是全国科技大会郭沫若的致辞《科学的春天》催人奋进；三是徐迟先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树立了陈景润感人形象。全国青年学习精神状态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至今保存学校教工团支部我送上大学的《鲁迅书信集》上下册，扉页上分别题写“学习鲁迅革命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苦战能过关”（取自叶剑英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浓郁特征。

四十年过去了，人生经历了治学、从政、经商的不同体验，如今即将进入耳顺之年，主要从事慈善事业，有了七七高考这碗酒垫底，之后人生什么样酒都还能对付。感谢一九七七，这个特殊而伟大的年份!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女儿的学生也参加高考了，这新一代学生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