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记忆（转载）

以转载诸葛忆兵同学近期发表的《高考的记忆》，开始这蚂蚁搬家似网页转移。

高考的记忆

诸葛忆兵

被约写回忆文章，意味着你已老去。是的，高考恢复至今已经四十年了，那离我远去的岁月！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我们是第一届参加考试并被录取者，人称“77届”。

首先，我们生长在不许读书的荒诞年代，我们几乎是在“半文盲”的状态下走入考场。我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正值祸国殃民的“文革”轰轰烈烈发生、展开并走向疯狂的年月。记得我在温州大街上看到过一张“毒草”榜单，上面列举大量文学名著。后来才知道，中外文学名著，在那疯狂的时代难得幸免，“小说”是“毒草”的同义词。我上小学后，酷爱读书，总是挖空心思借书、读书，但是，必须偷偷摸摸，必须避开家长的监视目光。常用方式如下：打开抽屉，将书放到抽屉上阅读，一有家长动静，立即将抽屉关上，拿着其他玩具装模作样，表示我没在“干坏事”。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向父母告状：“哥哥又在读书了！”永远令我恐惧。好在父母当时在外地工作，我生活在奶奶身边，大段时光不在如此“革命化”的监管之下，残缺不堪的书籍因此也阅读过一些。然而，“文革”时期要借到可读的书籍太困难了，我比同龄人要多读一些，与现在的青年比较，依然是个“半文盲”。记得“文革”后期，我已经离开了中学，在偶然机会下读到李白的《将进酒》，当场被震撼，居然有这么雄美壮阔的诗歌！初中已经毕业的我，根本没有听说过李白、杜甫等名字，也从来不知道苏轼、欧阳修，我所知道的一些古人名字，都是从“批林批孔”运动中得来的，荒唐吗？在那种扭曲的教育下，我同样干过坏事。我读中学的表姐，借到一本《红日》，藏起来阅读。我发现后，将此“毒草”一页页撕掉，把表姐气得火冒三丈，这也已经是“文革”后期的事情了。我的这个劣迹，至今被表姐提起。

“文革”中期以后，惟有鲁迅的书籍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可以公开发行，能够光明正大地阅读。阅读鲁迅书籍，对“半文盲”的我来说太困难了，只能磕磕巴巴地读着，鲁迅因此成为我思想启蒙第一人。范文澜的书我则反复阅读，通读次数至少在十次以上，凡借不到书的时候我就读范文澜的书，由此培养了对历史的喜爱。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我甚至时而跳出古典文学研究的范畴，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其兴趣是“文革”时期的特殊阅读带来的。

我的中小学教育，获得的知识更是可怜。我记得课文有“印度尼西亚红卫兵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等，还有“贫农张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当年受剥削，干活地主家……”之类的仇恨教育。哇！我背得如此熟练，至今仍能脱口而出。这样勉勉强强的教育，读到高中第一学期，也被家长终止了。因为父母担心我高中毕业后，被逼向“上山下乡”之变相劳改的生活道路。我当年只有14岁，便进入一家作坊小工厂，开始了童工生涯。凡此种种，注定了我“半文盲”的身份。与那时我们吃着发霉的毒大米、渴望家养鸡瘟死可以大快朵颐等等之物质匮乏相比，更可怕的是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

钱理群先生告诉我们，对待“文革”，我们要“拒绝遗忘”！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就是对当下的犯罪。在今天部分人群故意忘记历史、“文革”遗风时隐时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所有的角度去呈现那段丑恶荒谬的历史，大声疾呼：历史的进程不许倒退！

以此“半文盲”的状态，能够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就考入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实属万幸！我们那一代有着大致类似的经历，因此也有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求。每天5点起床，一直到晚自习灯光熄灭，我们都在阅读，阅读，再阅读。这在我们温州师专“77届”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班级更有勤奋者如郑陆、王爱明等同学，晚自习灯光熄灭后，仍要在路灯下阅读一段时间。我们背诵着各类文体，背诵余冠英选注的《诗经选》，背诵《离骚》、《九歌》、《九章》，背诵《郑伯克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晋楚城濮之战》，背诵《项羽本纪》，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背诵更不会以三百首为限，《红楼梦》中的诗词我们也是大量地背诵，甚至背诵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散文，同时阅读着学校图书馆能够借到的一切中外名著。后来有了“恶补”一词，形容我们当时的学习状态，恰如其份。从不许读书年代过来的学生，对学习阅读的渴求也近乎疯狂。

我们虽然仅仅是师专生，却坚定地以“天之骄子”自居，总认为自己将来能够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事业。这样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刻苦学习的最大动力，也推送我们同学毕业后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得力于年轻时的信念和师专时段的学习训练。刻苦学习、广泛阅读，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培养了同学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一门课程开设，我们就会去图书馆借阅与此课程相关的所有版本的教科书，对照阅读，疑问多多。老师授课过程中，常常被我们的提问打断。尤其是“文学理论”课程，以“党性”、“阶级性”等等概念解释文学现象，牵强附会，我们就是不能接受。后来我才发现，当年所谓的“文学理论”学科，就是一门伪学科。这样的独立质疑精神，在我们同学中非常普遍。据说，在当年温州师专中文科老师中流传着“77中文班”难教之说法，就是我们对传授的知识质疑特别多。现在在大学讲堂上，遇到质疑我的学生，我总是充满了欣喜之情。记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学生，毕业后在她的博客写到，她在期末答卷时质疑了我的课堂观点，想不到我给了她高分。

我们同样重视考试成绩，期中、期末考试是对我们平日学习的检验，我们从来不掉以轻心。举两个疯狂的例子。其一，温州人分不清第二声和第三声、卷舌不卷舌、前鼻音和后鼻音，为了现代汉语语音课程考试，我们班多数同学靠背诵《新华字典》得高分。我对《新华字典》的体例烂熟于心，就是那次背诵打下的功底。其二，“中国通史”课程吴思强老师，期末给我们布置了73道大的问答题，几乎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都包括在内。我们根据各种参考书和课堂笔记，整理成数十万字的答案，一字不漏地背诵。同班杨桦林常常过来与我一起背诵，或他提问我回答，或我提问他回答，我们称之为“对口词”。我记得，整个师专学习阶段，我们全班同学所有的考试成绩，没有低于80分的，90分以上是相当寻常的事情。不知此记忆是否有错误，因为我们同学常常相互开玩笑：要考到80分以下是很难的。正是这种对课程学习的高度重视，使我们毕业后在专业的岗位轻松愉快。

啰嗦我们的学习状况，是为了与当今的学生共勉。“77届”成为特殊的一代，除了特别的经历之外，更多的是得益于这种有相当独立思考的刻苦学习。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一年，一批老人走了，“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因此有了特别的“77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