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枚短小永远的记忆 ---严正

  喜迎2008年七七中文班三十年同学会盛事，细细盘点脑海里往日的记忆，大大小小，前前后后，桩桩件件，林林总总，没想到最先清晰记得的竟然是七件往事，件件细小异常，件件影响终身。

 一个独字的文学分析――侯百朋老师

      在温师专的许多教书育人的好老师中，我相信侯老师对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影响很大；在侯老师给我们上的许多门课的许多堂课中，我相信那次对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第一句“独立寒秋”里的“独”字的分析我们中间许多人会记忆犹新。记得有一次蔡少文在课后曾神采飞扬地给大家模仿过侯老师关于独字的七层涵义的分析，当时我觉得他许多地方学得很像，很佩服很好笑，就是稍微多了一点咧嘴呲牙，稍微少了一点温文尔雅。

     尽管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法记得关于独字的全部七层的具体涵义，全然没有许多同学如蔡少文、张黎华、周坚、杨桦林、董晓东、叶正猛、乃至诸葛忆兵似的好记性，但是侯老师一个独字的文学分析给我的影响是永恒的、深远的、终身受用的。它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分析的力量：对一个字竟然居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想到看到说到多达七层的不同的涵义，而且层层言之有理，步步紧密相扣，这恐怕非得具有内功博大精深、外功登峰造极的本事才行。记得哈佛一位华裔名教授曾经写到，做学问搞研究要有“排山倒海般”的分析力量。多年来在国内国外的工作学习中许多老师朋友学生常常会说我的分析能力比较不错，有点深度，有点宽度。每逢此时，在意识到他们的言外之意大概是说我其它方面比较不行的同时，我常常暗暗对自己说或明明对他们说，好？好什么好？好的还没有练呢！比起我师父当年教给我的一个独字的七层分析的造化功夫，我只露了半手都不到。尽管以后我研究过阅读发生问题、世界双语模型问题、教育实验效度问题、托福预测效度问题，复杂动态过程问题、软件学习问题、因特网理解问题、案例思维问题、以至最近的信息安全问题、计算机视觉症问题、当代医学智力问题，成果有大有小，结果有好有坏，但天地良心，我还没有过超过五层分析的时侯；尽管以后我遇到过国内外数以百计的一流学者，听过不下50个诺贝尔获奖者的报告，他们自然各具天分才情，但平心而论，我记不得有一个人对单一问题的研究超过七层分析的。可见师父这“一字禅”功可是了得。

     与了不得的一字禅有关，侯老师主张大学期间尽快开展系统专门的科学研究，一些同学如陈险峰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叶正猛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张智勇于文艺理论的研究，都明显受到他的这一主张的影响。这也对我影响很深，受益很大。记得当时我就闷头闷脑给自己确定了中国散文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闷头闷脑写了古代散文史最初阶段《尚书》与《论语》的散文艺术特点的研究心得并拟定了此后若干研究专题做了许多读书卡片，同时开始闷头闷脑系统地收集了当代散文作家杨朔、秦牧、刘白羽、孙犁等人的资料，还确定了自己闷头闷脑进行散文创作的计划。年轻时做的这些美丽的梦啊，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甜蜜美妙，真恨不得重新回到当年的境界里去。多年后当我知道北师大中文系郭预衡就专门研究散文史时，当我读到一些研究杨朔散文艺术的破文章时，我曾经怅然惘然、扼腕叹息。而侯老师的尽早进入科学前沿、及时抢占研究领域、系统进行科学研究的思想，则是融进我现在的血液里的东西了。

 一句走好的温婉道别――蔡秀英老师

     蔡老师是我们第一任班主任，名如其人，说话温婉，行走轻曼，记忆中那时的蔡老师象轻轻的风、淡淡的云。

     在海外，老师学生不习惯平时贸然登门到家里去谈事情，因为那要涉及个人时间、家庭空间、专业道德、乃至个体隐私。但当年在温师专读书时，有时我到蔡老师家里去坐坐，更确切一点说，有时我很愿意到蔡老师家里去坐坐。我记得她的家在温一中教工宿舍，离学校不远，不大但温馨。坐下来，有一杯绿茶；谈起来，无既定主题。我记得话题总是轻松愉快的，但从来不涉及家长里短赵三王四，蔡老师也从来不说学校班级个人的敏感问题如入团入党毕业分配。那时我的父母突然命令转业，从温州的部队医院一竿子下到义乌的公社卫生院。温师专的学生宿舍突然成了我在温州无忧无虑生长十几年后的唯一的家。于是，我喜欢能与师长有这样的轻松而不沉重的谈话；我需要能与师长有这样的安静而不嘈杂的交流。每次时间不长，但我都是如沐春风。临走时，蔡老师会送出门口，总是温婉地说一声：“走好！”于是，我高高兴兴轻轻松松乐不颠颠地走回学校，精神上象洗了一个澡似的，尽管这样的谈话从来没有要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要带有什么功利目的。尽管自己中小学念书时要天天读早请示灵魂深处闹革命，我第一次有了那种礼拜天上教堂听圣乐吃圣餐读圣经的纯净宗教体验。

     我后来逐渐懂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绝对的精神强者，许多人在许多时侯需要一位睿智的精神主教，尤其是在年轻的时侯或困难的时侯。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成就不光要靠聪明勤奋（智商），而且要靠心灵的交流、慰籍、承载，与支持（情商）。我们这里主要不涉及一种狭义的宗教需要，而是一种广义的精神需要。老天爷未必要有感情，但人毕竟是一种有情之物。以后，碰到再大的苦处难处，甚至眼看就要顶不住了，我都没有遭遇过精神崩溃或神经衰弱或辗转失眠。在国外读书，我有过两夜三天不吃不睡赛神仙似学习的个人纪录，但好歹至今没有需要吃过一颗安眠药。每到一处, 我总能有意识地寻找我的精神牧师，也总能够幸运地遇到我的灵魂导师，有时还能给别人当一把灵魂基督做一回精神弥撒，更总能时时想起总是说一句走好温婉道别的蔡老师――我的精神故乡里的第一位真正的安魂乐师。

 一只空的牙膏包装盒――叶正猛

     说起我们77中文的老同学，我们的叶公正猛现在依然是名副其实的风头正猛，可以说是腰缠万贯或腰缠亿贯了。但回想当年，我记忆极深的却是他的一只空的牙膏包装盒。

     一天中午午休前，我从自己的学生宿舍无意逛进隔壁不远的正猛的宿舍，准备闲聊闲逛一会儿就大睡午觉。我无意地瞥见正猛的双人床床头朝外的床架有一只空的牙膏包装盒。可能是中华牌牙膏，有可能是白玉牌牙膏，记不清那时我们的尚未发达时的叶公用的是什么牙膏，反正不是出口转内销或法国巴黎进口。那时铝或锡的牙膏壳是值好几分钱的，而包装牙膏的纸牙膏盒却从来不是。我打量着叶公叶总即当时的正猛的纸牙膏盒：它被剪刀斜斜地剪掉半截，然后轻轻地钉在床架，然后款款地放了铅笔头梳之类小玩意儿， 然后暗暗地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朝拜者的注目礼。

     我至今似乎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的眼睛一亮，心头一震。一件毫不值钱、毫无用处、极为普通、极为细小的日常什物、垃圾废物，竟然能点石成金摇身一变，成为在拥挤脏乱的窄小学生宿舍里一件集实用与艺术一身的别致精巧的实用工艺品。我可是人生至今天理良心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巧点子，作过这样的巧事情，第一回体验到了平凡而不平凡的巧。我还想到叶公的课桌椅，他硬是在与众相同的课桌椅上搞出了与众不同的花名堂，如椅子下拉上几根铁丝成为放笔记本的底层，桌子里拉一根皮筋使桌盖打开后可以夹纸，桌子边抄袭床架旁的作法同样也钉一个牙膏盒，斜斜地剪掉，轻轻地钉着，款款地放了铅笔，然后暗暗地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朝拜者的注目礼。多少年来，叶公正猛的这只空的牙膏包装盒一直告诉我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如何具有创造性，形成独创性，如何在最不起眼处出彩，在最不可能处出活，如何变腐朽为神奇，变平淡为庄伟。做事当然最好要含金量高，但重要的是还要“含智量”高，叶公好“盒”，“含智量”高，它是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六岁的儿子从他能听话学事开始，遇到问题，我就要他用食指头一边点着太阳穴，一边说：“动动脑筋，动动脑筋。”

 一本叫管锥编的书名――郑陆

     现在这帮年轻人上大学不是舞派就是托派，不是摊派就是混派，反正据说现在大学里正经读书的绝对不多，哪比上我们那时侯的学习风气，还是鲁迅小说里说得对（忘了是谁在哪篇小说，过路看官请提个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77中文35位同学中，咱们半认真半玩笑、半恭敬半嘲笑地说，勤奋好学的名人榜（姓名按性别分组随机确定排名不分先后）至少应该有黄莺、乐红霞、陈亚琴、瞿美珍、齐霞、徐炯忻、胡克华、王爱明、郑陆、林宝良、赵东乐、蔡少文，张光伟、特别是陈秀祥和施立志、可能还必须算上猴子许庆槐。当然，大满贯总冠军人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恐怕没有人会反对好学勤奋始终如一的郑陆是为数不多候选人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然而，我对郑陆的敬佩全然不在他的勤奋好学，而是当时他不仅知道《管锥编》，而且专门上街买了一套《管锥编》回宿舍。那时的中国，年轻人年老人人人发了疯似地到新华书店抢购新出版的图书，就像几年前年轻人年老人人人发了疯似地到交易所抢购原始股，现在年轻人年老人人人发了疯似地到地产商抢购房地产一样。当我还只是开始知道买《复活》、《大仲马》、《九三年》、《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鲁滨逊漂游记》时，有一个周末郑陆兴高采烈地抱回来四本一套钱钟书的《管锥编》。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困惑疑虑惊异钦佩：林建新家里有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不奇怪，杨桦林家里有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不奇怪，这位貌如老农、凡人一个的慈溪老兄究竟怎么就知道《管锥编》是好书、怎么就知道钱钟书是大家、怎么就会大出血本倾囊购之？这是我至今没有研究明白的77中文奇事怪事之一。等2008年同学会酒饱饭足后问郑陆罢。我记得打开一本翻看过，稀奇古怪的古代名称夹杂着各种英法肚拉稀外国文字注解，云里雾里，根本一点也看不懂。我当时有一种朦胧的感悟：知识如海。

     从此以后，见怪不怪，我陆陆续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遭遇过看到郑陆买《管锥编》这样的经历，但再也没有那种困惑疑虑惊异钦佩的感觉。认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显示，我现在也已经理解：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你不知道的就越多，也就会越谦和；你知道的越少，你知道你不知道的就越少， 也就会越骄慢。真正困难的不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多少。也就是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心理运算的可逆性问题，或者说能领悟不懂的认知水平比能领悟懂的认知水平要高，这就像人们一般会感到上山容易下山难，一般会感到同样一条陌生的路走回来的半程比走出去的半程要难认。有时侯，我会为了听不懂而不是听得懂而去听一个讲座或一门课，我会为自己知道对一个问题的无知感到兴奋自信而不是惭愧不安，我会很容易地根据自己的专长想象到别人在我所十分陌生的领域如做大官赚大钱的非凡成就。郑陆买的《管锥编》通过锥眼般小的角度让我管窥到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天外有天，第一次让我知道无知的存在与重要。

 一根细细的跳高横杆――何平

      名如其人，何平则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名如其人的现象一方面有可能是人下意识地向自己的名字拉拢靠近，一方面有可能是名字本身对人的暗示定位，一方面有可能是人与名的双向互动作用，再一方面有可能人与名根本就没关系，只是与汉语文重象形、汉文化多暗示有关，其它语系的语言文字就很可能难以观察到这种名如其人的现象，如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就没有暗示或表明此人有点十三点低智商。不过，我对何平的遥远的记忆具象则是一根细细的跳高横杆。

     那时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捷报频传，是原本该拿的金牌奖牌拿了（如智勇的一百米、亚琴的手榴弹、红霞的一百米、桦林的四百米，更不用说男女一百与四百接力），原本不该拿的金牌奖牌也拿了（如建新的两百米、春雷的跳远、玉明的万米）。何平的跳高具有拿奖牌的实力，但拿金牌可能不大，因为77数学有一位高手。记得我当时在场观战，何平与那位高手的最后决战，扣人心弦。望着那根细细高高晃晃悠悠的跳高横杆，我们紧张得很，但何平却心平气和，温吞水似的这么慢慢地跳着跳着，居然超水平发挥，把那位气急败坏的高手挑在马下。而赢了一场艰难的比赛的何平，仍然温吞水似的这么慢慢地走开。我第一次有了对不惧强手、不懈努力、不惊宠辱的大气与心劲的体验。多少年了，那根细细高高晃晃悠悠的跳高横杆以及何平心平气和、温吞水似的这么慢慢地跳着跳着的剪影常常浮现眼前。遇到艰难紧要的人生挑战，我会学着何平那样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然后做出冷静的决策。而一旦做出决策，就坚决地走下去，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言放弃。

     就像在任何有人的地方一样，在我的印象中，77中文中还有好多类似何平的同学，如刘雅芬、瞿美珍、胡彩娣、刘泽群、胡克华、林建新、董晓东、项桂铨、王爱明、林宝良。他们为人平和，为事平实，心平如水，心明如镜，长有老庄风，不唯功利交朋友，不以成败论英雄，象一坛醇厚的陈年老窖，越久越香，越久才越香。看过经过人生风风雨雨坡坡坎坎，我知道兵荒马乱时横空出世金戈铁马为民请命治国平天下的可贵可敬可畏，也更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这类平平和和的秉性人品的久而弥坚的力量。何平何平，何平不平啊！

一份薄薄的油印资料――卢剑平

     温师专毕业后不久，有一天从卢剑平处偶然得到一份薄薄的油印资料，是关于一位苏联当代教育理论家叫赞可夫的最新理论。他提出对学生要进行高难度、高速度、高强度的教育，说是不要怕把学生吃得拉肚子了，不要怕把学生拖得走不动了，不要怕把学生累得睡不着了。总之，越难越好，越快越好，越累越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国外最新教育理论，老实说，我绝对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理念的轰毁。就像当年第一次看外国电影《生死恋》，第一次听港台歌曲邓丽君似的，我第一次知道教育学、心理学竟然居然还有这么奇妙的天国天堂天仙天籁般的名堂经。它完全不同于在教育学课、教学法课常常讲到的一些缺乏悬念、灵气索然的条条框框。用那时的文学语言来说，这份薄薄的油印资料真正点燃了我心灵中熊熊燃烧的探索教育与心理奥秘的科学火炬，尽管这竟是在大学毕业后而不是毕业前。这份薄薄几页、油印质量一般、三十年前看过的、怎么都记不清是否加有一页封面但肯定不久还回到卢剑平当时似乎面积不小而光线不亮的平师办公室的教学参考资料，却象一个魔鬼似的不知什么时侯给我暗暗穿上一双红舞鞋。我至今仍满心感激地穿着这双红舞鞋不知时辰、不知好歹、不知停歇地跳着，欲罢难休，欲休难罢。更为槽糕要命的是，我还一心希望用这种迷幻魔术给我自己现在的每一个学生都穿上这样一双红舞鞋，借用一个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片名，与狼共舞……

 一次疯狂的哲学讨论 ――我们的宿舍

      晚自习后一阵照例的喧闹接着一阵照例的安静，熄灯后我们这个挤了十二位同学的小小宿舍看来又要照例开始又一个平淡安睡的夜晚。

     “哎，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黑暗中不知是谁（很可能是绰号小牛的张光伟）又捡起上午哲学课的话题，幽幽地问道。

     “嗨，你这家伙。今天哲学课老师已经讲了，当然是物质的啦！”

     “呆头，你首先要在精神上知道什么是物质的。因此，精神是第一性的。”

     于是，先是一两个人，三四个人，后来六七个人，八九个人，从陈献峰到刘泽群，从郑陆到杨桦林，大家越说越清醒，越辩越糊涂；越吵越起劲，越骂越躁热。连细声细气说话常常脸红的项桂铨到悠声悠气说话有点打结的陈秀祥都参加到这场哲学大论战里来了。大家忘了时间，忘了空间，在哲学的天空里尽情飞翔，每个人仿佛都变成了思想的巨人。

     渐渐地，仿佛左邻右舍又有更多人的说话；渐渐的，仿佛还有上上下下许多闷鼓的擂动。最后，大家突然听清了明白了， 有人在不断高声喊叫：“别吵啦！半夜啦！”有人在连续使劲顿地板敲墙壁示威警告。一看表，已经凌晨两点！于是，大家一阵哈哈大笑，然后钻进被窝满意愉快地进入了梦乡。

     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最为痛快酣畅深入疯狂的一次哲学交流，使我第一次尝到了思辩的自由，论争的魅力，探索的美丽。当时，我们物质上是十分贫乏的，学的又是中文，可是，一群又瘦又穷的“小赤佬”却愿意并敢于对一个形而上的重大哲学命题而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实用生活问题坚持认真的思索与探究，平等讨论，直至凌晨，真是气概冲天！严格地说，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我觉得自己正是在集体宿舍半夜三更哲学讨论这样的智慧气氛里初步完成今后精神创业的原始积累的，在77中文这样一个独特群体中初步建立了对自己对别人的自谦自强、自尊自信的。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独字的文学分析，一句走好的温婉道别，一只空的牙膏包装盒，一本叫管锥编的书名，一根细细的跳高横杆，一份薄薄的油印资料。一次疯狂的哲学讨论……在三十年后华发满头的今天，我非常感激温师专老师同学们带给我的众多永恒的影响，哪怕是看起来细小琐碎的。这其中，有些更多的是智慧科学上的影响，有些更多的是情感人生上的影响，更有些是智慧科学、情感人生两方面兼而有之的影响。回想我前前后后学习工作过的国内外6所大学，温师专是最短最早的，但温师专经历的影响却是最浓最久的。至少现在看起来，这恐怕还不仅仅是77中文里我一个人的特例。

     用侯老师一字禅的方法分析这种现象，一种可能是，我们那时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常常经历各种各样却事关紧要的“第一次”，因此针尖大的细小的事情都可能影响终身（即所谓的关键期论）；一种可能是，我们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大学招生，十年一考，过关斩将，进校的都有三头六臂，人才济济，是楼外楼山外山天外天里名副其实的头道汤（即所谓的77级论）；另一种可能是，我们赶上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段最为变化的新时期，大浪淘沙，沙里淘金，时代造英雄，英雄造时代，我们获得了异常丰富独特的时代营养（即所谓的新时期论）；另一种可能是, 就像许多老共产党人十分怀恋延安时期一样，人们常常会对一种物质上十分贫乏而精神上十分丰富的早年生活怀有一种特异、畸样、变形、颠倒的心理感情(即所谓的延安精神论)。一个例证是至今我读到的同学的回忆如红霞、忆兵、亚琴、黄莺，亮色居多，极少有抱怨食堂差劲或宿舍拥挤或补贴太少或衣着简朴的，而看看网上那些同学们的老照片，除了年年轻轻鲜鲜亮亮的脸面，女无化装，男无领带，背景灰蒙蒙，几乎全然不像我记忆中的那段美丽生活；还一种可能是，其实这些东西都很正常、很平常、很普遍，很普通，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自做多情，无所事事，自我感觉好，吃饱了撑的，典型的中老年恋旧症（即所谓的自恋论）……你看，吃奶的力气拿出来，这还只有五层分析。

     但是不管怎样分析，铁打不争的事实是，温师专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一直是一脉珍藏心中常忆常新的智慧与情感的不尽源泉。我想借用以上这些写在纸上的七枚短小的回忆，以及以外没有来得及写下但永远写在心里的许多久远的回忆(如食堂蒸盒饭、越墙吃夜餐、运动会接力、元旦越野跑、文艺大汇演、学术讨论会、林斤澜演说、游仁逵讲课、周末来郊游、毕业去实习)，向远方的同学老师遥祝安康幸福，珍重保重，青山常在，绿水常流，并盼望三十年后重返母校、再见老同学，喝个人仰马翻，然后钻进旧蚊帐在许庆槐长猿臂的指挥下蔡少文歪二胡的伴奏中跟着老班长男高音童小豹一起放声大醉唱的那一天。

                                               2006、8、31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