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专琐忆--- 陈亚琴

      考上温州师专那年我十七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正处在人生最迷茫、最无助的时期。高中毕业后，同学们或者安心等待组织的工作分配吃皇粮，或者上山下乡当知青享荣光，连农民子弟也可以一心一意地奔赴自己的生产队务农，只有我成了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因为我不是居民户口，但父亲又是一个在外地工作吃皇粮的人，所以国家安排工作轮不到我，上山下乡我又不是对象，连回户口所在地去务农都没房子住，那个根本不认识我的老家不欢迎我，我成了一个跟谁都不着边的人。所以我参加高考的动机非常简单，那就是找一个要我的地方呆着去。

  师专两年多的学习和生活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匆匆的过站，但在我人生道路上却是第一个转折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我踌躇迷茫的青少年时期，给了我人生的安全感。它带我走出了知识的井底，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它让我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学会了许多思考问题的方法，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胚胎蜕变成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雏型。在那里，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可亲可爱的同学和校友，认识了可敬可佩的师长，渡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初到师专

  当时的温师专座落在温州市西部的“胜昔桥”旁。进学校大门后的笔直的林荫道当时在我眼里是最漂亮的标志之一，两旁挺拔向上的高大的林荫树给人非常庄严肃穆的感觉。九山湖畔的几棵老槐树虽然有些苍凉，但显得阅历丰富底蕴深厚。清澈的湖水环绕着师专的外操场，操场上还有些野草野花，透露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站在操场上，可以看到斜对面胜昔桥倒映在湖水里的拱形倩影。学校背靠着松台山倚山而立，横在湖对面的九山公路上人迹稀少。这么一个倚山傍水、环境优美而清静的地方正与我梦中的高等学府不谋而合。记得报到那天，我们是下午两点左右到温州的，来迎接我们新生的是温州师范体育班的几个人高马大的男生，因为在我们之前还没有大专学生在读，所以他们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迎接新生的任务。整理好自己的床铺和东西，吃了晚饭，正好是黄昏时分。同宿舍的女同学们还处在兴奋状态，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我抖下一身风尘，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突然感到心中一阵强烈的空虚。我走到走廊上，靠着栏杆，望着变得朦胧的夜空，鼻子有点酸，眼睛有点润。我想，我的爸爸妈妈此时肯定在猜测我是否已经平安到达，他们晚饭后肯定又跟舅母、表兄、表妹还有几个邻居聚在一起闲聊奇闻趣事，他们肯定发现了他们当中少了我。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第一次感受到了想家的滋味。温州这个地方以前我从没听说过，当时的交通情况又极不方便，路上花两天时间是最顺利的情况了，连打电话都得上邮局，加上语言不通，当时真有到了天边的感觉。我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想：天有多远，我的家就有多远。但当时我并没意识到，此时有一种比离开亲人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失落感正在等待着我，那就是转换专业给我带来的郁闷。

得失之间

  在我们所学的课程中，除了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等极少数课程不觉特别陌生之外，其它的课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什么李白、杜甫，什么唐诗、宋词，我一概不知，我从小背的就是毛主席语录。什么“丝绸之路”，什么“文字狱”，我从未听说，我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什么<红与黑>，什么斯汤达，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在我的头脑里只有“美国佬”和“日本鬼子” 两种洋货。就连家里有的爸爸想方设法搞到的<红楼梦>我都只知其宝贵，不知其详情，因为早几年被看作是毒草，所以爸爸藏得很深不许我看。面对考文科上来的同学，我就象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虫面对一个西装革履的骄子，寒碜极了。死记硬背的历史年代、人物名称和名词解释让我苦不堪言。我最讨厌背诵了，没想到背了应付高考的政治题目后还有没完没了的背诵在等着我。文艺理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又让我如堕五里雾中，那得听谁的？哲学上的“世上只有相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又让我无所适从，那世上就没有对错啦？这一大堆的新问题弄得我是一个头九个大，我开始埋怨那个将我录取到中文科来的“混蛋”了。不错，我爸爸是帮我在表格上写了“服从祖国分配”，但也不能离谱到将一个不喜欢文科的理科考生录取到中文科来吧，无论数学、化学抑或生物什么的都比中文强啊!我也开始理解那几个从未来报到过的同学了，那位管希雄老师一点名准第一个点到的张勇奇同学，不仅名字起得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李勇奇一模一样，紧紧吸引管老师的视线，而且勇气也确实名副其实，我怎么就压根儿没想到过要不服从祖国分配呢？当时是在传说，不服从祖国分配的人将被剥夺第二年的高考资格，但谁知道是真是假呢？谁都没有见过红头文件，说不定那几个没来报到的同学第二年都考上北大清华了呢！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根本不稀罕读师专当臭老九，不象我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要有个万一就会自毁前程，当一辈子的“边缘人”。所以当时我即使想到过不服从祖国分配，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之流。我们班象我这样被强奸了民意的有三分之二之多，我不知他们各自的感受，我当时确实是郁闷得紧紧抓住了十七岁这个年龄段稍纵即逝的逆反心理狠狠地恶作剧了一番的。先是从字典里找了一个笔画奇多的当时认为是天底下最难的怪僻字(现在根本不记得了)，然后跟徐炯昕抑或是乐红霞一起刁难侯百朋老师，准备等着看他的笑话。没想到侯先生竟毫不迟疑地读了出来，还解释了词义，而且通过查对证明准确无误。后来又在曹维昆老师给我写的作文评语上加评注，表明坚决不愿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作文，因为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在文学创作上不是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为什么非得按照他的意思改？折腾得曹先生不得不来找我谈话。我不知侯先生现在是否还记得我当年的恶作剧，但可以肯定，他当初虽然不动声色，其实早就一眼看穿了我蹩脚的小把戏。说实话，侯先生是最令我佩服的老师之一，单从他从小学教师一路飙升到大学教授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炉火纯青的讲课艺术更令我觉得望之愈高，仰之弥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学习一步步深入，眼界也越来越开阔。后来终于明白了唯物辩证法深奥的道理和其坚实的现实基础。“有失必有得”，我失去了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的机会，但从中文的学习中却得到了自身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为自己独特的生活品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是我进师专以后的新课程，学习有很大的难度，但内容却极富吸引力。虽然这两门课各有侧重，但所选的文学作品都是历代名著。黄家浩老师教我们诗经专题，他园园胖胖的脸永远带着纯朴的微笑，教过我们之后不久就高升到杭大当老师去了。胡正辅老师虽然从外表上看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是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胡正辅)”主义，但他一手漂亮的草书让人大开眼界，他那“其实不然”的口头禅给古代汉语课平添了几分欢声笑语。有一次，他被同学们的笑声搞得莫名其妙，竟急中生智临时将“其实不然”改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想到，这一改却引来了同学们更热烈的笑声，他只好带着一脸的迷茫重新沿用他的口头禅。殷惠中老师是讲唐代文学中的韩愈柳宗元专题的，他“自然去雕饰”的为人处世作风让人觉得格外的和蔼可亲。由于我们的古代文学是一个专题一个老师，所以除了以上几位老师，值得一提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之所以要提及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并不是因为我有从事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研究的兴趣，更不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就和贡献，而是因为老师们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精湛的讲课技巧不仅在我心里展开了一个长达几千年的广阔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天空，而且让我从中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养料和精华，并以此来荡涤自己的思想，熏陶自己的情趣，凝聚自己的智慧，提高自己的素质，完美自己的形像。我懂得了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学会了欣赏不同风格的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美，“大江东去”的豪放美，“大漠孤烟直”的苍凉美，“绿树村边合”的恬淡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美，“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美，“僧敲月下门”的幽静美，“无言独上西楼”的哀怨美，“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悲切美，“壮志饥餐胡掳肉”的豪壮美......。我深深地被诗人们的情感所感染，我忽然发现，生活中原来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在我的眼里，世间万物都是美的。诸子百家的散文让我看到了各种人生观的渊源。<左传>里有理有节的外交辞令让我懂得了不应置自己于“不义” 的道理。<史记>中太史公的遭遇教会了我如何在逆境中奋发，刘邦项羽的结局又让我明白了“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战国策>中说客们雄辩的口才在我面前展示了古代谋士的智慧。一部<三国演义>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一部<红楼梦>让我懂得了兴衰更替周而复始的历史规律...... 。古人说：“以史为戒可以知兴亡，以人为戒可以知得失”。我不是帝王将相、英雄领袖，没有知兴亡的职责和掌乾坤的义务，但我是从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这块天地里开始认识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开始懂得这个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的。这是我在认识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如果不学中文，不学古代文学，那么我很有可能要用我一生的经历去领悟其中的道理，体会其中的奥秘。也是因为有了古代文学的欣赏基础，才使我在毕业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能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生活中不同的乐趣，用不同的眼光去欣赏生活中不同的美。我在父亲给我选择的自己并不喜欢的教师职业上默默耕耘，洒下过辛勤的汗水，也获得过收获的喜悦。我凭着坚强的毅力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长达五年的国外打工陪读生涯，等来了今天的稳定生活。我适应了国人们难以适应的欧洲平淡无奇、冷清寂寞的日子，并干脆学起了陶渊明，开辟了自留地，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每天等着老公下班，然后一起在这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欢乐。虽然老公没能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长，但在他从事的“副”业上我看到了他的聪明智慧，把心中的遗憾升华为无比的自豪感。虽然由于中文专业的局限，自己从一个职业妇女变成了家庭妇女，但我非常满足，庆幸自己过得比陶渊明更逍遥自在，文明富足。“逝者如斯”，转眼之间三十年过去，回头看看，自己一直在“上下求索”的不就是这么一块没有浮躁、没有虚荣、远离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自由的净土吗?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能得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一生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痛失慈父

  在师专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半，但值得我写、令我毕生难忘的事情和人有很多很多。老班长童小豹在开学典礼上“红砖路(绿)瓦”的声音至今在耳边回响。运动场上的呐喊声至今让我热血沸腾。舞台上并非专业却纯真可爱的演出至今让人跃跃欲试。实习期间的一次班会上诸葛忆兵由于口误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成了“日饼首相”，笑得我捂着嘴巴就往教室外跑，惹得正在隔壁教室门口站着的叶正猛也“呵呵”地跟我傻笑了一阵。毕业酒会上吴思强老师的酒后失态，由许庆槐和张黎华联合指挥的童小豹躺在蚊帐里的精彩“醉歌”至今让人捧腹。一回想起师专的岁月，同学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着实让人青春涌动、感叹不已。但在这里我要记下一段我认为不可不记的我一生中最悲痛最艰难的时刻----我父亲的去世。  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饭后，我突然接到一份来自家里的电报，电报上简单明了的“父病危，速归”五个字让我胆战心惊。我当时不知所措，预感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脑子里慌乱地寻找着父亲的病因，推测着父亲可能得的病，心里侥幸地企盼自己的预感不是事实，因为父亲除了患有慢性胃病外没有其它大病。爸爸患过一次胃出血，虽然由于体弱没有接受手术治疗，但出血已经有效地控制住了，现在即使胃病复发也不至于致命啊。可是如果不是情况危急家里又怎么会发这么一份电报? 甚至如果仅仅是病了，哪怕是病危我父亲都不会让我请假缺课回去看他的呀，因为父亲一生最重视读书学文化，而且那样做也是无事无补的。再说这春节刚在家过了年回来呢，父亲没有任何即将要病危的征兆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又闯什么祸了? 以前他跟父亲对骂、对打是常有的事，去年暑假回家，一进院门看到的就是哥哥正举着一把剪刀要扎父亲，舅母和表兄们忙着阻拦，因为我的出现哥哥放下了剪刀，父亲也转怒为喜。这次不会是真的出意外了吧!我越想越乱，心里顿时没了主意。寝室里的女同学都围过来询问情况，一边安慰我，一边帮我拿主意，最后是比我们大几岁的齐霞建议我去邮局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以免我回家的路上魂不守舍。这个主意得到全宿舍同学的一致同意，她们马上行动起来，还一边一个挽着我的手臂上邮局，她们怕我经不住，怕我倒下，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能撑得住，因为我的心里还一直在希望奇迹出现，希望在电话里听到“虚惊一场，现在好了”之类的惊喜。当时电话还不普及，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私人电话，单位的电话也没有电话号码，电话机是手摇式的，所有分机都由总机转。因为那时的父亲有了叶落归根的心思，已经调到离爷爷老家很近的一个公社学校当校长了，妈妈还没要跟过去的意思，我也还没来得及去拜访爸爸工作的学校，只是听父亲说起过学校的名称。我回忆起学校所在的区名和公社名，给了邮局接线员。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我不敢听电话，是齐霞或是别的女同学帮我打的电话，还未等到电话转到学校，公社的接线员就告诉我们我父亲昨晚已经去世了。我当时只觉得头顶“轰”的一声响，眼前一黑，身体就瘫软下去再也无力支撑了。以前我从书上小说里经常看到人们用“轰”的一声巨响来形容受到的打击之巨大，因为雷声是自然界最响的声音。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真正体会到，人在受到巨大打击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可以听到“轰”的一声响的，我说不出其中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依据，但那是千真万确的，我只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其它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只记得我的周围有很多人七手八脚地搀扶着我，至于怎么回的学校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泪水泡肿了我的双眼，悲痛几乎使我精神全线崩溃。尽管我竭力控制，不想影响同学们的休息，但第二天一大清早所有同学都起来了，她们默默无语地陪着我去东门码头搭乘去港头的渡轮，乘车回家奔丧。我的心里被一阵融融的暖意包围着，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也许她们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它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历历在目。在我的记忆中，对父亲的回忆远远超过了对母亲的回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小时候为我买药杀虱子到带我上医院看病，从为我做饭洗衣服到送我上学校读书，从教我弹琴跳舞到教育我如何识别社会上的好人坏人。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时到各个小村巡回演出的情景，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睡着，爸爸将他的二胡交给其他同事，背着熟睡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小时候我们兄妹几个曾被寄养在我们班张光伟家，从张光伟家到学校要经过一座小桥，每当遇到刮强台风时我们兄妹几个都会害怕得不敢前进，爸爸就让我们放低重心，蹲下来带领我们过小桥。他还向我解释过“糖衣炮弹”这个名词，听得我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这杀人的炮弹还能用人人想吃的蜜糖来包裹、来伪装? 至于象出门“带个人不如带根绳”，“路在口下”等生活常识那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教育子女成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培养孩子读书成才。哥哥的表现是直刺他心窝的一把利剑，让他尝到了最大的挫败感。我对他一番苦心的理解和为他争的气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荣耀的事情。他的年青的同事们告诉我，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他还在给她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说我小时候如何出麻疹，如何得疟疾，说我在小学时如何出演小戏“一块红薯”的主角而被县剧团的导演看中，差一点走上职业演员的道路，如何在乒乓球比赛中得奖，说我中学时如何代表宁波地区参加省里射击比赛，说我如何在七七年高考中成了全区应届生的独苗。爸爸的口气是自豪的，听众的表情是羡慕的。她们还想听，但是爸爸累了，很累很累，他需要休息了，不过他答应等明天去医院做了手术回来再慢慢讲给她们听。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觉竟成了永恒的一觉，不然的话他宁可讲个通宵也要将他认为是世上最美丽的女儿的故事讲完。妈妈看着爸爸遗留在黑板上的漂亮的字迹也感叹地说，在我们五个兄弟姊妹中我是最象爸爸的一个。我也确信自己跟父亲最有心灵感应，就在他去世的那个晚上，那个下半夜，我居然梦到他了，他在一个山洞里，我还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地方，后来想来那是他赶到温州跟我告别来了。父亲那天本不该回学校的，因为胃部再一次出血区医院的医生当天就要留他住院，不许他回家，可是他说学校没人知道他来医院了，至少得允许他回去打个招呼，交代一下工作。医生只准了他一个晚上的假，令他第二天一早马上回医院。没想到这一夜就成了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夜，否则他定会星夜兼程赶回医院，因为他的教育子女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要将弟弟和妹妹也培养成为值得他骄傲的人，最大限度地完成他人生的使命。父亲的去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直到现在，一想起那天葬礼上的情景我还会泣不成声。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父亲是带着自豪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尽管事实上他的女儿并不象他认为的那么出色。今天我要借“我们是七七中文”的一个空间对七七中文班所有的女同学们说一声:“谢谢你们，我的女同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