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杭同学聚会一题---刘泽群

盛夏西湖荷碧妍，温师学友聚塘钱。
筹谋日后宏图计，回首当年苦与甜。
卅载相逢知命数，半生弹指一挥间。
中文七七群贤至，只羡人间不慕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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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及其背后的故事---张智勇（知曰）

搬家，意味着居住地的变迁，常与喜字沾边，故有“乔迁之喜”一说。不过，频繁的搬家，就没有那么多的喜气可沾。也许她更多地只能说明你人生的漂泊不定和生活的动荡不安。 　　从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间，我们平均不到两年就搬一次家。在1989年至1995年之间，我们更是年年搬迁。我们的人生经历几乎可以说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搬家所组成的。搬家成了我们那二十年人生中最为鲜明的印记和一道最“靚丽”的“风景线”。 　　生平第一次搬家 　　一九八零年八月，温师专毕业被分配到瑞安中学。于是有了我平生第一次的搬家。那次搬家也揭开了我以后二十年间大小十多次且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搬迁序幕。 　　当时只身一人。搬家时除了被褥和几件换洗的衣物之外，就是三大纸箱的各种书籍。只是当年温州市区只有“汽车南站”，而我们家在市区西北面，距离汽车南站至少有五六公里。尽管温州至瑞安的路程仅三十六公里左右，乘坐公交车却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位于隆山脚下的当年瑞安东门汽车站，距离西山脚下的瑞安中学也有大约三公里之遥。从东门车站去瑞安中学，得经过窄长如扁担拥挤似码头的解放街。除板车和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外，我记得就没有其它公交机动车可抵达学校了。交通的确是很不方便。托运的三大纸箱书又没能随我同车抵达瑞安，只能在次日再去车站领取，叫三轮车，花了两块五毛钱，才运抵学校。 　　刚到瑞安中学时，还未开学。给新分配老师的单身宿舍尚在装修，暂住学生寝室。学生宿舍紧邻公共厕所。时值盛夏，蚊蝇乱舞，嗡嗡作响。宿舍内随处可见一种体型硕大、黑白相间的花蚊子。这种花蚊子着实厉害，居然能隔着一层衣服叮咬肌肤。被叮咬之后，皮肤立刻出现红肿，且奇痒难忍。蚊香和驱蚊剂均无济于事，唯一的逃避途径就是躲在蚊帐中央。 　　数天之后，装修完毕，搬至约十平米的单人房间。房间由一坐北朝南的大教室间隔而成。南北各三间。与我同时被分配到瑞安中学的同学严正和我分别住南北两间。中间是约两米半高的人造板隔墙。其余四间分别住着也于当年分配或调入的四位老师：体育老师留少勇(南屋)和杨金平(北屋)，数学老师周则鹤(南屋)和英语老师余强武(北屋)。 　　由于住北屋且又是平房，前面约十米又是当时学校两层楼高的理化实验大楼，因此房内终年不见阳光。又是泥地，潮湿异常。到了冬季，更是阴寒入骨。尽管是刚刚装修的屋子，老鼠却已大行其道。墙角壁上老鼠打的洞已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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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准考证记忆：文革前最后一次和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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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准考证记忆：文革前最后一次和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2017-06-07 07:07  | 温州新闻客户端 历史车轮碾过，飞扬的尘土中留下一道道车辙印。 年龄跨度数十岁的“考生”们，讲述着自己的高考故事，有励志的、有慌乱的、有滑稽的也有窘迫的。 其中有两张准考证，意义非凡。 一张是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考生所拥有。另一张更为年代久远而少见，来自文革前的1965年，那年之后高考中断十余年。 记者想方设法联系到了这两位“考生”，听他们讲述时代的回忆。 1977那一年高考，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李珍阳，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考生高考。 在温州市区籀园旧址温州教育史馆中的展览墙上，有一张泛了黄的1977年高考准考证，它的边角之处有些破损，但总体保存较好，上面贴着一张黑白单寸照，主人公是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年。原来，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准考证是在温州教育史管建馆时，由它的主人李珍阳主动捐赠的。6月6日，记者联系了到李珍阳先生，听他讲述那个特殊年代的高考故事。 “积累了10年的高中毕业生同时参加高考，我永远忘不了考点里人山人海的场面。”李珍阳回忆。 1977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考生太多有如“洪水猛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青年、还有在家待业的人，都把这次高考当成了唯一出路。由于考生太多，温州地方教育局请当地专家命题，先组织了一次“初试”，只有成功“晋级”的考生才能继续参加高考。 那时，已经毕业四年的李珍阳在梧田农械厂工作，刚从学徒出师，工资32元每月。原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平平淡淡继续下去，但高考大门向他敞开了。李珍阳说，真正决定要去参加高考，很大部分得益于自己的高中物理老师。 恢复高考制度公告后的某一天，李珍阳的父亲碰到了他的高中物理老师，两人聊了起来。 “今年有高考了，让珍阳去考。” “毕业这么久，书都扔了，考得上吗？” “他考不上，村里就没有人可以考得上了。” 老师的鼓励和家人的支持让高中成绩优异的李珍阳下定决心迈入1977年的高考考场。经历了这样一场特殊的高考，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考的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我还记得那时的作文题，就一个字‘路’，给了一段材料让我们发挥；数学的几何题、代数题真难，不过放到现在应该是初三、高一的难度水平；还有物理，我物理成绩不错，最后一题考的是电学，全班就我一个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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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7届--不一样的高考故事---黄莺

　 好多人觉得我很开心，是个很乐观的人。说实在的，我的确是个容易开心的人，不过那并不是生性乐观，而是我有遗忘症。特别是那些极不愉快的事，我会阶段性失忆。如果不是有记日记的习惯或者被触及了死命地去回忆，许多事都不记得了，就象这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也是我参加高考三十周年，很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是被近来媒体的大量提及，我已经不记得了。即使这样被不断地提及，许多细节也已经随风而逝，找不到蛛丝马迹了。 暂时困难的第一年，我出生。文革的第一年，我开始读小学。文革结束的 77 年，我也高中毕业了。 那时居民户口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除非你已有哥哥姐姐下乡，家里只剩下你一个孩子，或者父母选择你留城，才有机会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 我是留城的。 姐姐毕业时，父母很想让她留城。但懂事而顾念我们的姐姐还是决定下乡，这样至少可以让娇弱的弟弟不必去农村。姐姐下乡后，以她的勤劳和善良，在吃了很多苦后，也获得了许多的荣誉。她是浙江省首届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唯一的一位宁波知青代表。然而，即使是这样，父母在亲眼目睹姐姐所遭受的一切艰幸后，再也不让也是女孩子的我下乡了。他们很艰难地作了选择，让我留城，宁可将来让弟弟下乡支农。 高中刚毕业的我，对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概念，而留城后的工作分配也不是身为右派的父母能够左右的，当时留城的有背景的同学已经在挑选单位了。所以，面对父母将我留城这样的选择，我没有欣喜。来自邻居、同学的探问，我更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你留城了？那你弟弟以后就要支农了。” “你工作了要帮你姐姐和弟弟啊，你们三姐弟就你好。” “别看你妈平时对你最不好，现在你看，还是对你最好啊。” 我很惶恐。我能做的只有天天学着买菜、烧菜、洗衣服，等待着那些未知的未来。那时，我反而特别沉迷在家务里，学会了腌咸菜、做泡菜、做饺子馒头、织毛衣，甚至还学裁缝、学绣花。 这样到了十月份，突然就到处传着可以考大学了。院子里支边支农的那些邻居哥哥姐姐们十分激动又十分懊丧地谈论着这个话题，父母也从学校里带回来肯定的消息。而且，考上大学不算留城，如果我考上了，弟弟就不用支农了。 不用“如果”，我一定能考上。我在同龄人里很有名气，一是因为我读书从来都是年级里最好的，二是因为我捣蛋也从来都是年级女生中数第一的。 我信心满满地复习，信心满满地报了理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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