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专岁月琐忆 ---诸葛忆兵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温州师范专科学校的，就是人们常说的“77届”。那时，我已经在社会上游荡了整整四年多时间。虽然也有一个小厂供我上班，但是，那是没有人生目的的混日子。一代伟人的及时去世，挽救了我，以及与我年龄相仿的一大批有才华有志向的青年。温州师专，翻开了我人生崭新的一页！回忆、回味二十多年前师专两年多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一种年轻的激情再度翻腾而汹涌。温州师专，有着我永远美好的记忆！

往日的旧事，往日的师长，往日的同学，还有那熟悉的教室、操场、食堂、图书馆、阅览室、九山湖，纷沓迭至。温州师专的生活，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热情，充满了同学间的情谊。不知有限的笔墨是否可以一一叙述。

学习篇

我们的青春岁月都曾经被无谓地耽误过，我们都是自我发奋而重新获得读书机会的。所以，我们班级三十多位同学，在学习方面多数都格外努力，甚至到了分秒必争的地步。而且，同学们都以如此废寝忘食地学习为正常状态。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读书，如何更有效地学习，只是一股劲地往自己脑子里塞各种各样的知识。

我自己的学习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每天清晨五点钟起床，到操场跑步锻炼将近二十分钟，稍加洗漱，便开始一天的晨读。晨读的内容，是跟随学校学习课程的安排，背诵诸多文学作品，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所规定的阅读背诵篇目，要远远超过课程的要求。例如，“中国文学史”讲到《诗经》，便借来余冠英的《诗经选》，依次背诵；讲到“楚辞”，便全文背诵《离骚》和《九歌》、《九章》中的部分诗篇。唐诗、宋词，当然不各自背熟300篇是不肯罢休的。其他如《左传》、《史记》中的名篇、魏晋小赋、唐宋散文、明代小品，也背诵过不少。记得当时因教学时间缺乏，清代只讲过《红楼梦》，我也只背诵了《红楼梦》中的诗词。清代作品，背诵得最少。

两小时晨读后，便是上午的课堂学习了。当年的温州师专，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才华横溢的教师比比皆是。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中文系在安排课程时予以格外的重视。如“中国文学史”课程，每一个专题是一位老师讲授。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由不同的老师讲授。如果本校老师缺乏，便聘请社会上学有专长者代课。记得《史记》这一章节就是聘请了一位外来者讲授的。那位老师，当时的身份据说是工人。脸有点残疾，讲起课来，满脸肌肉做怪状，有时类似“挤眉弄眼”。然而，他真的是肚子里有“货”，我们都是比较愿意听他讲课的。这样的讲课规格，今天即使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不可能享受。其形式倒类似于今天的种种专题选修课。“中国文学史”课程，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黄加浩老师、殷惠中老师、侯百朋老师，等等。该门课程有的老师，因为上课时间短暂，我无法清晰记忆他们的姓名，他们的课堂讲学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为我们讲授《项脊轩记》的那位老师，他那课堂生动讲解的一幕幕，至今尤在我眼前。

我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现在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业研究者，一时便陷在古典文学课程学习的回忆中难以自拔。其实，那时其他课程，都有优秀的老师。如教现代文学的任老师、教外国文学的严老师。许多老师我无法一一回忆，但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知识，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待后文空闲时，我再写“师长篇”，回忆诸位老师的风采。

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大都是用来自学的。经过“文革”的荒芜，我们是那么的如饥似渴。当时温州师专图书馆的藏书并不多，阅览室的杂志也没多少，但对我们这些长期无书可读的“文革”中长大的一代来说，已经足够丰富了。当年读过的书籍，已经无法记忆。不过，我记得是在温州师专认识了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小仲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金、茅盾等等中外著名作家的。这些文豪的作品，在“文革”时期一律被打成“毒草”，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阅读。

文学作品以外所阅读的专业书籍，多数都已经记不清书名了。凡是能借到的专业书籍，我们都会阅读。因为那是一个书籍匮乏的年代，我们能借阅的，其实有限。此外，能借阅到的专业刊物，我们也不会放过，如《文学遗产》和各大学学报。至今我尤能清晰地记得一件事，那便是我们第一次从《南开学报》上读到叶嘉莹先生的论文《拆碎七宝楼台》，全文数万字，分两期刊载完毕。“文革”刚结束时的学术论文，多数都带着“文革”遗风，好扯虎皮作大旗，好上纲上线，满嘴阶级斗争语言，都以“我们马列主义”自居。叶先生的论文让我们豁然开朗，更是给我们指点了一种作学问的途径。我还仅仅是认真反复阅读这篇论文，而郑陆则是一字一句地全文抄录这篇论文。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一篇论文就使郑陆成为叶嘉莹先生的标准“粉丝”了。

说到学校学习，每学期的考试当然是检测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我们“七七中文”的同学对考试都是给予特别的重视。老师布置的复习题，我们当然要做好答卷，背诵得异常熟练；即使老师没有布置复习的，我们为求万无一失，也会孜孜不倦地去准备或背诵。我能举出两个具体事例。

其一，某次历史考试。那次，老师发下的复习提纲有九十多道问答题，我们尽管叫苦连天，但谁也不敢疏忽。大家都做好答案，埋头苦背。当然也有“取巧”者，比如说杨桦林。杨桦林那时坐在我的后面，有几次考试前准备，都等我做完答案之后，来与我“对口词”。桦林风趣幽默，自创的新名词极多，“对口词”便是他的创造。所谓“对口词”，就是拿着复习提纲，他提问，我背诵答案；或我提问，他背诵答案。桦林好像只看过几次答案，便能八九不离十地背诵出来。今天想来，应该是他的年龄比我们大，是理解地背诵，所以记得比较快，这也是他“取巧”的资本。我的记忆力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能将答案背诵得一字不差。加上在同学中我年龄是小的，因此，在班级里获得“神童”的美称。顺便提一句，为了应付硕士生入学考试，我将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二、第三册和《辞海·文学分册》的相关条目，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所使用的就是在温州师专对付考试的老办法。这样的背诵，使相关的知识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以后的专业学习，从中获益良多。

其二，“汉语语音”课程结束后的期末考试。我们温州同学，普通话基础大多较差。具体表现为“三不分”：前鼻音、后鼻音不分，卷舌音、非卷舌音不分，第二声、第三声不分。记得蔡少文“恶毒”地开某些同学的玩笑说：“舌头卷起来以后，就伸不直了。”那是同学为练习卷舌音带来的直接恶果，我肯定也是其中一员。对付“汉语语音”考试，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忽然发现其他同学有“绝招”，就是整本背诵《新华字典》。我真是高兴，有对付的招数就行，下苦功夫背诵，我不怕。于是，我也学习跟进，背诵《新华字典》。具体做法如下：背诵了所有的卷舌音、前鼻音、第二声，未背诵的就是非卷舌音、后鼻音、第三声。背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彻底熟悉了《新华字典》，以后要查阅某字，不借助部首等检索方式也能迅速地将那个字找出来。

每到临考前的两天，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反复背诵得滚瓜烂熟。我就能逍遥地到阅览室，借一本文学刊物，读读新发表的小说。在空荡荡的阅览室里，我时常能享受临考前的这份闲暇。至于每门功课的考试成绩，，我们班级同学很少有低于80分的。全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差距也就在10分左右，许多同学成绩都在90分以上。后来，我们听说下两届的中文专业学生，有考试成绩60分、70分的，甚至有个别不及格的，我们如同听“天方夜谭”。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学习态度和精神，优异的考试成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考试结束后，我往往要享受几天的轻松闲暇。我这时可以放心大胆地借来诸多文学作品，废寝忘食地阅读，一天基本上可以读完三部长篇小说，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在这时候阅读的。记得我们毕业时，侯百朋老师给我们拿来一份读书问卷，填写自己在师专学习期间阅读的书籍。这份资料不知今天的温州大学是否还有保存？

谈到学习的用功，我在班级里并不突出，只属于“中庸”一类。真正用功的是郑陆和王爱民。他们起得比我早，睡得比我晚。教室大约是10点熄灯，我便收拾东西回寝室了。他们两人往往还要在路灯下继续苦读。他们阅读和背诵的作品都远远超过我。培养起这样认真刻苦的态度，他们以后的工作应该收获不少。

纪事篇

温州师专两年多的生活是异常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有多少的欢笑与快乐。我只能在这个篇章里，掇拾零星。

纪人篇

“七七中文”同学个性各异，琳琅满目。细细排列起来，是一个鲜活的人物长画廊。我将在这个篇章里，奉献我记忆的点滴。

　

“猴子”

“猴子”是许庆槐的绰号，形象生动。一是指其瘦，瘦得像猴子；二是指其机敏灵动，自由奔放，像猴子一样好动。我们班级多数同学有绰号，像“猴子”这般形神俱似者，则屈指难数。不知“猴子”这个绰号是谁的创意？30年后同学再次聚会，假如设立“绰号奖”，我推举“猴子”当选！

“猴子”一度与我同一寝室，私交甚笃。直到今天，拨通“猴子”的电话，就让人开心开怀。“猴子”聪敏活泼，好说好动，为人善良，胸襟开阔，爱抱不平，做事多创意。在读书期间，我与“猴子”多有合作，且合作愉快。可以举出两种合作的范例。

其一是“写作业合作”。许多课程，老师都会给我们布置作业。每篇作业，我们都打起精神，认真对待。往往洋洋洒洒数千字，相当于今天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如果数门课程同时布置作业，我们就会应接不暇，相应的“取巧”办法就产生了，因此也有了我与猴子的精诚合作。即：我们都只写同一课程的作业，同时写两篇，替对方写作一篇。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大量阅读的时间，心无旁骛。我在这个时间段内只需要认真阅读一种门类的专业书籍，同时写出两个问题。我记得为猴子写作过“太平天国”的历史课程作业，因为我特别喜欢历史，忘记猴子为我写作什么作业了。我们那时的阅读面当然赶不上今天的大学生，但是我们特别认真，作业质量要比今天多数大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好。我记得自己写作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作业，狠狠批判了洪秀全的愚昧、狭隘和专制，指出“拜上帝会”的邪教性质。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可谓大胆超前，课程老师在批语中温和地批评了我的激进。这些作业，遗憾的是无法寻找回来了。否则，我今天可以将其完善发表，以纪念早年的学术思考。后来看资料知道，美国大学生都要组织起学习小组，各自负责一门课程的预习，将所准备的资料复印给小组其他同学。如果每门课程都要自己去收集资料，时间完全不允许。想不到我与猴子之间，当年已经有了这样“现代化”的合作。

其二是“洗衣服合作”。猴子身手虽然敏捷，做事却极慢吞吞。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亏对花果山上的“猴子”。慢吞吞的原因之一，是猴子做事极其细致认真。以洗衣服为例，他所花费的时间，可以用来在衣服上绣花了。如此以来，当一堆衣服同时换下时，可难为猴子了，他要“绣花”绣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任务？我则与猴子相反，做事快捷而粗疏，一大盘衣服一会就洗完。于是，我们有了交换合作。猴子帮我洗一件白衬衣，我帮猴子洗一大盘衣服。我们两人所花费的时间大致相等，完全是公平交易。

这种种愉快的合作，猴子还能记忆起多少吗？

毕业后，猴子分配到文成中学。文成以盛产狗肉著称，我当然少不了时常跑过去大快朵颐。猴子的豪放，使我们的每次“狗肉”聚会都一醉方休。一次，我们酒喝到一半，一起摇摇晃晃下楼小便。路过办公室门口，学校一教导主任在里面，猴子一鞠躬，为我们两人作不死不活的介绍，弄得那位“领导”尴尬异常。还有一次，酒后猴子跑“林妹妹”家借宿，敲门不应。猴子以为“林妹妹”沉睡不醒，准备爬上去，通过气窗用竹竿捅，引得“林妹妹”慌忙出来阻止。那一次“狗肉”聚会，就是我和智勇一起去的文成。文成中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老太太，听说特别欣赏猴子。猴子一次睡觉耽误上课，老太太亲自去猴子寝室，拽猴子耳朵，拉他起床。我与猴子当年核对过，确有其事。时间的久远，细节叙述不知还符合本来面目否？

猴子后来调回宁波，在一所近郊的学校任教，那应该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猴子又有异常表现，据说他毛遂自荐，竞争校长岗位，而且还成功了。竞聘某一岗位，今天听来十分正常，当年却是开风气之先。宁波教育局当年有这样大胆的举措，给了猴子一个施展身手的舞台。某次与猴子交谈时，提起此事，猴子颇为自得，告诉我：他做校长，开创了这个学校的诸多第一，如第一次全校运动会。今天，猴子已经弃文从政，不知他在官场是否还能如当年勇于开拓？还如当年善良耿直？猴子是自由的，他的脾气好像与当今官场风气不相吻合，猴子在官场是怎么混的？甚念！

　

“皮鞋佬”

“皮鞋佬”是林建新的绰号。该绰号来源复杂，因此需要赶紧记上一笔，以免珍贵资料丢失。

林建新是“七七中文”班里身材比较厚实者，开始同学们称他为“狗熊”，此绰号的专利权似乎归蔡少文所有。后来，我们学了两句半英语，知道“熊”的英语单词是“bear”，与温州话“皮鞋”谐音。从此，林建新就被固定成“皮鞋佬”了。这个绰号，既求形似，又得中西合璧之妙，值得一纪。

“皮鞋佬”为人却也真有一些熊的风采，敦厚朴实，宽容大方，默默奉献。另一方面，“皮鞋佬”的举止风度，含蓄儒雅，书生气颇浓。我与“皮鞋佬”从未同寝，在学校读书时交往不深。但，“皮鞋佬”的友善、忠厚、乐于助人，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毕业等待分配时，外地同学已经作鸟兽散，我们温州的几位同学仍然住在学校宿舍。当年家里都不宽敞，更主要的是对校园做最后的留恋。“皮鞋佬”家离学校很近，他也跑学校来住。那时，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我到他家也去过好多次。交往的内容，无非鸡毛蒜皮，一概不能记忆了。只是记得与“皮鞋佬”相处，心情总是舒坦的。我分配到平阳一中，偶尔回到温州，一定会与“皮鞋佬”联络。

“皮鞋佬”分到温州十三中。后来跳槽到一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打杂，那办公室我也去过。我以为大陆的民主党派无非是“走狗的走狗”，这份工作不适宜敦厚朴实的“熊”先生。不久，他果然又跳槽了。这次他更令我吃惊，居然“下海”经商去了。我无法将“熊”先生与商人的狡诈联系到一起，“皮鞋佬”的戏称怎么会成为现实？只不过他不经营皮鞋，好像是经营什么化工原料。这就与自己的专业毫无关系了，“皮鞋佬”就是这样让人意想不到的“出格”。可是，凭着自己的敦厚朴实，他也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为自己经营了一块新天地，着实可喜可敬。15周年同学聚会时，他自称“儒商”，这种本质他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他又说，日后小康，可以请同学到高档饭店聚聚。我一直追问他的这个承诺，他现在的经济条件当然可以无数次请我们同学吃饭了，只不过大家是否有这机会和时间聚拢来？

“皮鞋佬”，记得你的承诺！08年同学聚会，你不妨 多出一点血。

　

“红鼻子”

“红鼻子”，简称“老红”，是叶正猛的绰号。当年，正猛的鼻子尖红了一段时间，从此“红鼻子”就取代了他的姓名。这绰号，好像也是蔡少文叫起来的。蔡少文颇多这方面才华，待后文再叙。

“红鼻子”是“七七中文”的副班长，是班级的核心之一。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红鼻子”为人稳重而成熟，谋定而后动，做事总是比较周详。而且，乐于助人。读书期间，每逢放假或开学，我们温州同学都会去码头或车站接送宁波同学，从不间断。其发起者，多次都是“老红”。他甚至赤膊上阵，自己踩踏着人力三轮车。我记忆中是如此的。

“老红”作为班级核心或活跃人物，故事比较多，我不想独自叙述，多留一些给其他同学写写，尤其是留给女同学写。我只写自己记忆深刻的一事：与工农兵学员打架事件。

我们“七七”届进入学校，前面还有两届工农兵学员未毕业。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对他们肯定没有特殊的感觉，大家都是同学。因为那时甚至对“工农兵学员”这个概念都不太清楚，更谈不上群体意识了。然而，他们则比较敏感，因自卑而寻衅的事屡有发生。他们住二楼，我们住一楼，他们在窗口乱扔垃圾、乱倒脏水的事是经常的。垃圾吹进我们的寝室，脏水漂到我们的床铺，摩擦当然少不了。一日，对面“七七数学”班的同学与楼上再度吵了起来。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二楼洗地板，地板漏水，脏水不断地淌到数学班同学的床铺上。数学班同学上楼告知，反而被楼上“工农兵”叱骂，且洗地板不停止。我们“七七中文”同学核计，今天欺负数学班，明天不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们不可以坐视。于是，我们轰涌而上，取代数学班同学，成为吵架的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这些温州同学，用温州话叫骂，颇有“地头蛇”的味道，让“工农兵”们心生恐惧。从楼里的群吵群骂、推推搡搡，一直发展到外面操场，几乎演变为武斗。好在大家都是学生，轻易不会动手。且对方多数已经被“镇”住了，只有个别死硬分子，依然在负隅顽抗。这个过程中，“老红”冲锋在前，最为积极。后来，作为一方代表，“老红”还到了学校参加问题的最终调解。那时，他的鼻子一定是分外地红，只是我忘记了观察而已。况且，那时他还没有“红鼻子”这一雅称。事后听说，“七七”届与“工农兵”的争吵乃至斗殴，是全国性的，在各个大学都有发生。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后遗症了吧。

 “老红”还有两大长处：第一，出色的组织才能。班级任何活动，都有他的一份认真组织和积极参予，毕业以后依然如此。第二，出色的个人天赋。把他放到任何一个岗位或专业位置，他都能成为佼佼者。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永嘉县委，是我们班级中少有的离开教育事业而从政者。在仕途上，他应该是比较凸现的。历任温州团委书记、洞头县长、温州市府秘书长等。而后他弃政从商，出任“新湖集团”老总，一干也是近十年了。至今在这个集团坐得稳稳的，应该是出色的。他也曾经一度与我们一起复习考研，他报考的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在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写文章时，他在复习应考期间，已经在一些报刊和杂志发表专业文章。我曾经对我的硕士导师谈起过“老红”，认为他如果考上来的话，专业成就肯定远远在我之上。至今我依然这样认为。同学们不要以为我在别有用心地奉承，“老红”挣到的钱至今没给我一分！

我与“老红”的交往在毕业以后特别地多了起来。我们四位温州户口的同学被分配到外县，一致心有不甘，组织起学习小组，相互督促，决心考上研究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详细的计划讨论和制定是在“老红”住的永嘉某招待所完成的，我们戏称为“四方三国会议”。其实，真正的计划和相互督促的两张表格都是“老红”制作的，我们的聚会只是为了下一步的贯彻实施。“四方三国会议”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还未起床，便开始了上下铺的“斗殴”，两人对两人，枕头是武器。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庆祝方式。你们三位还记得这些细节吗？

“老红”在官场、商场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得而知。然毕业以后“老红”的细致周详继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我到外地读书、工作后，每次过年回家，“老红”一定有拜年的礼品。凡找“老红”帮忙，些许小事，有求必应。种种琐事，显示出同学间淳厚细长的情谊。不过，“老红”也有叫人非议的地方，那就是随着事业的成功，话越来越少了。真的希望“老红”还能像当年面对“工农兵”或用枕头作武器那样，让年轻的激情永远存在！

　

“拉菲克”

写下“拉菲克”这个绰号，我的心和手都抖了一下。原因是她本人数十年来一定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绰号，且此绰号略带人身攻击嫌疑。但我居然还是写了。理由如下：第一，我记得此绰号出自猴子之口，有火气可以冲猴子发；第二，大姐本人心胸豁达，对小弟们的淘气一定不会生气，猴子也一定安然无恙；第三，“拉菲克”是因大姐皮肤黑而起的绰号，大姐五官俊秀，当年猴子如果懂得“黑里俏”的话，或许会有更好的创意；第四，我写了三位男同学了，必须要写一位女同学了，男女平等的观念我还是有一点的。解释那么多，还是怕大姐生气，一定不许生气哟。

“拉菲克”是我亲爱的大姐徐炯忻的绰号。炯忻大姐为人淳厚，待人热情，在我们面前有大姐风范。我们在读期间，“七七中文”有固定的教室，我们于是就有了固定的座位。我的同桌是刘泽群，我本该先记他一笔，可我想不起他的绰号，郁闷！没有绰号怎么可以入“梁山泊”团伙？当然先搁置起来。我的后座是“对口词”的桦林，前面便一直是亲爱的大姐了。大姐要长我好几岁，在学校期间我们私交甚好。那时，有事与大姐聊聊天，心情就很愉快。大姐似乎是帮我缝过被子，还是补过衣服？大姐还应该帮助过我许多，只是记忆模糊了。我却记得自己代大姐做过作业，大约是与猴子交换时，顺手再多写一篇。

记得清晰的是毕业以后的事了。大姐分配到洞头中学。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剑平、春雷、齐霞等人就相约去洞头玩，在洞头几乎都是大姐一个人招待的。大姐招待我们，是毫无吝啬地付出。那年我们刚刚参加工作，工资又低。我们一大帮蝗虫似的，也不考虑大姐的经济承受能力。我们走后，不知大姐缩衣节食多长时间？然而，大姐是那么真诚愉快地招待我们，大姐充分发动了学生家长，有时，鲜美的海鱼都是学生家长做好了端过来的。那一次，在洞头玩得痛快，吃得痛快！多少年后，我趁“红鼻子”在洞头当县长的时候，带着妻儿及黑龙江大学的好友，再度游玩洞头岛，就无复当年的年轻快乐了。

几年后，洞头中学语文教研室集体到我们平阳中学听课。活动完毕时，下起了阵雨。因我与大姐的关系，教导主任就指定我回自己班级收集雨伞，送洞头中学老师回招待所。我特意为大姐拿来一把女生花伞，因为我大姐是俊美的。

大姐调回镇海老家后，据说结婚、生子，等等。后来又听说大姐身体不好，总是挂念。几次同学聚会，大姐都没有来，大约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表太忙了。这样反而叫我越发思念大姐。这次智勇到杭州，我们同学聚会，我立即一个电话追击过去，大姐答应一定参加。所以，我要赶写几笔，让大姐哭笑不得。

　

“大胖”

“大胖”是陈亚琴的绰号。“大胖”这绰号起得最为平庸，最无创意。陈亚琴当时在女同学里面算胖的，用今天成熟的眼光来评价，叫做“美丽而丰满”。

“大胖”是我们“七七中文”知名人物之一。知名原因如下：第一，美丽；第二，活跃；第三，多才。“大胖”为人最是热情，最是爽直，最是开朗，有时还显得大大咧咧。即使与男同学交谈，也是心地坦荡地一掌拍过来。“大胖”体育成绩极好，来温州师专前，好像是 宁海县射击队的；来师专后，是我们“七七中文”女生中的体育顶梁柱。所以，“大胖”一掌过来，相当有力度。

先说“大胖”的多才。刚入学，班级干部就把同学们的一些文学创作布置成教室后面的墙报，其中有“大胖”的诗歌，好像是写家乡的，诗意盎然，可见“大胖”文学天赋之一斑。“大胖”定居比利时后，曾试图写小说，我立即鼓掌支持，且向《十月》编辑作了预先推荐。我对“大胖”文学创作的信心，就来源于入学初所读的那首诗歌。可惜小说创作没有了下文。“大胖”在体育项目方面，好像无所不能。尤其是她乒乓球的技艺，更是出神入化。我自己在体育方面是低能的，因此在心目中早已“神化”了“大胖”。“大胖”又参加过班级的文艺演出，演技叫人倾倒。

再说“大胖”的活跃。我们入学的年代，“文革”的许多禁忌依然影响着社会，男女同学交往起来，并不如今天这样自然、无拘束。“大胖”生性开朗，与人交往自然，无缩手缩脚的顾忌，给班级同学带来了很好的影响。“大胖”甚至跑到篮球场，与班级男同学同场竞技，让过路的其他班级同学一时艳羡不已。班级诸多大活动、小活动，大胖一定是积极参与，且将她的热情渗透到整个活动过程中。有这样美丽热情的“大胖”参加活动，班级男同胞的积极性一定会被调动起来，毕竟我们都曾年轻！

至于“大胖”的美丽，无需我饶舌。有全班男同学为证，有这次挂到网络上的相片为证！

最后一学期，中文系安排我们到温州四中实习，每三人一小组，美丽的“大胖”是我的小组长。一起备课、一起听课、一起讲课，我与“大胖”成了好朋友。

“大胖”与智勇，是“七七中文”班级同学间惟一走向婚姻而终成眷属的。事隔数十年，还叫我们羡慕不已。“大胖”这次也写了许多文字，已经挂到网上。我读后有很大的意见，曾坦率地告诉“大胖”。现在我将这意见抄录到这里，让全班同学评说，看我是否有理？以下是我写给“大胖”信中的一段文字：“你的大学生活，比我们丰富。不叙述这一方面，我们77中文的同学都不甘心，不甘心白白忍受嫉妒的折磨。对你来说，也不是完整的大学生活叙述。”

毕业时，“大胖”与智勇的爱情已经从幕后走到台前，所以，学校就把他们两人一起分配到瑞安。瑞安离平阳只有十多公里，我们相互间的来往异常频繁，周末时常过去聚聚。他们结婚后，我去瑞安玩就更舒服了，有人给做饭了！从学校到工作岗位，我与“大胖”、智勇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朋友。这友谊，历经数十年，愈加淳厚而芬芳。要特别提出的是1989年我们间的一段经历。当年，在公安局工作的学生告诉说：我已经上了当局的黑名单，风声再紧迫一些，就要抓我顶缸了。于是，我带着八个月的儿子，与前妻一起潜逃回温州。我真的害怕被抓进监狱，我真的害怕毒刑拷打。回温州后，智勇夫妻坚持要我躲到他们家。智勇当时是温州市教育局普教处主事副处长，且在办理出国读书手续，我担心影响他的仕途，智勇说：“这处长不要就是了。”“大胖”说：“对那些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我们都想去帮助他们，何况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同学。”于是，我安心在他们家住了下来，吃得好睡得好。其间，蔡少文来串门，“大胖”追出去告诉他，别说我躲在他们家。风声宽松后，我才离开。幸亏当年哈尔滨没有逮捕一位教师，幸亏我后来只是被停职、只是被配备一个专案组。否则，一定是要连累他们夫妻的。事后碰到老班长童小豹，小豹说：“你可以躲到我们家来呀。”这些话语和行为，都超越了一般的同学和朋友关系，我铭记于心！

“大胖”与智勇最终定居在比利时，再见他们是这样的不容易，真的叫我思念，真的叫我牵挂！我与“大胖”时而会通过互联网聊天。我的喜怒哀乐，“大胖”都知道；“大胖”的开心和不开心，我也都清楚。我在专业方面有所成绩，“大胖”会为我雀跃欢呼，会为我感到自豪。“大胖”的友情，时时叫我感动，给我带来无限的温馨和温情。“大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我会努力到比利时住一段时间，再与“大胖”、智勇聚聚。远在异国他乡，我祝愿“大胖”永远快乐开心！

　

“猪”

“猪”这绰号带有强烈的人身攻击色彩，在“七七中文”人人皆知。这是蔡少文的绰号。蔡少文给同学们起了许多绰号，真是报应。绰号的意思是蔡少文比较胖实。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男女真的无法平等，男同学胖一点，绰号就是“猪”，谁敢叫胖一点的女同学为“猪”？今天再见到蔡少文，已经无复当年的风采了。用童小豹的话来说，就是“蔡少文也与时俱进，变成‘瘦肉型’的了。”你看，人家减肥成功了，还不为他摘帽平反。我们的老班长多不“厚道”？

应该说说“猪”的为人了。此兄极爱热闹，班级里有热闹的地方一定有他，有关或无关的闲事，他都喜欢凑进来。换一个角度看，就是“猪”的为人乐观开朗，用今天的话语描述：性格非常阳光！“猪”多才多艺，能言善辩。有几件小事我记忆深刻：第一，某次，“猪”在双杠上做动作，连续做了六十多个，我最多能做到十个左右，可见“猪”的臂力，这也是才艺之一；第二，“猪”的棋艺精湛，至今尤乐此道，我不懂棋，不知这判断桦林同意否？第三，“猪”好像书法也自成特色，不知我这记忆对否？“猪”的短处与苏轼相似，就是酒量不行，他与桦林两人彼此不服，互称“一瓶倒”，大概真的是半斤八两。注意：是一瓶啤酒！

“猪”由于能言善辩，且喜欢凑热闹，所以，与同学们斗嘴的时候特别多。“猪”是好胜的，斗嘴总想占上风，有时语言过火，会惹得同学红脸。这时，反显出“猪”的大度。在我的记忆中，“猪”没有为这些事，真正与某位同学翻脸。甚至同学翻脸时，言语或动作过分了，“猪”也忍让算了。尤其可贵的是，“猪”事后从不计较，不会对那位翻脸的同学心存芥蒂，依然是那么地爱凑热闹，依然是那么地“没心没肺”。我的评价是：“猪”本质上是大度，有心胸的。

我自己就有一次难忘的经历。毕业时，因分配的不愉快，又听了一些闲言碎语，对“猪”有了误会。那时，我年轻无知，社会阅历不丰富，还不善于判断事情。于是，对“猪”有了一些不客气的言语。但是，他从来没有与我计较过，而且，确确实实对我不存任何成见。否则，我是能感觉出来的。事情过去之后，我渐渐悟出自己的不对，明白自己误会了他人，只是不好意思道歉而已。被人误会，被人恶语相向，却从不为自己做解释，对我也从无意见，这是什么胸襟？我这里用吹捧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歉意。不过，我还是要郑重说一声：蔡少文，我为当年道歉！

还有一件趣事，我记忆深刻。“猪”的爱热闹有时演变为喜“寻衅闹事”。入学的第一学期，我们寝室曾经通过“老虎凳”、“辣椒水”等方式，耐心地帮助了王爱民同学（杨桦林语），因此略有名气。每天午睡期间，我们都已上床的时候，“猪”就跑到我们寝室寻衅闹事。但是，他又害怕我们用“老虎凳”、“辣椒水”等手段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总是非常警觉地侧身站着，我们在床铺上一有动静，他就飞快地逃跑。一时，我们倒也无计可施。某日，“猪”故伎重演，正侧身站立着图口舌之快，恰逢严正从外面洗衣服回来。应该是桦林，大喊一声：“堵住他！”“猪”仓惶逃窜，一头撞在严正身上，严正手中端着一脸盆的水，全部浇到“猪”身上。那真叫做“一盘冷水从头浇到脚”。我们认为“猪”已经受到惩罚，就放他一马了。

此外，“猪”也为人善良，也乐于助人。这么回忆下去，“七七中文”成了“活雷锋班”了。事实如此！

“猪”近年来却变得叫人有些费解，不再热心同学间的活动，能不来就不来。我也借这里追问一句“为什么”？我期待“猪”依然是那么的快乐开朗，依然是那么的“没心没肺”。有活动的时候就有他，有热闹的时候就有他。

　

“傻大姐”

“傻大姐”是乐红霞的绰号，好像是班长童小豹的创意。提起“傻大姐”，全班同学都会开心地笑起来。“傻大姐”就是这么一个人，自己快乐，也带给同学快乐。

“傻大姐”脾气是最好的，心肠也是最好的。“傻大姐”整天乐呵呵的，大约与她姓“乐”有关系吧，待考。我们同学之间，由于年轻而活泼，彼此玩笑特别多。也由于年轻而缺乏尺度的把握，有时难免闹一个小红脸。当然，“七七中文”的同学心胸都不错，谁也没有真正在意这些“小红脸”事件。惟独“傻大姐”，基本上没有与同学红脸过。玩笑过分了，“傻大姐”依然是乐呵呵的，所以，我说“傻大姐”脾气最好。“傻大姐”对所有的同学都热情，对班级所有的活动都热心，需要她帮忙的，她只要能帮上忙，从不拒绝。所以，我说“傻大姐”心肠最好。这样的脾气和心肠，绝对是“贤妻良母”型的，不知“傻大姐”的先生与女儿同意我的评价否？

“傻大姐”为人本真，毫无装饰，她的喜怒哀乐，让旁人可以一眼看穿。毕业时，“傻大姐”与我一起分配到平阳县。作为一位外来者，“傻大姐”那时当然任由教育局宰割。于是，教育局将她分配到更为遥远的水头中学。“傻大姐”在教育局当场大哭，哭得酣畅淋漓。结果，一哭成名。这一本真的场面，我没有在场。因为此事传颂甚广，我也是事后听说的。教育局管人事的干部，告诉我此事时，略显惭愧。当然，那时共产党干部的良知，也就到此为止了，“傻大姐”的工作最终没有变动。

因为同在平阳，我与“傻大姐”的交往颇多。两件事印象深刻。第一，“傻大姐”将弟弟带过来读书。某一假日，带弟弟到我那里玩，“傻大姐”的弟弟什么菜都不吃，只吃榨菜，弄得我束手无策。“傻大姐”带着弟弟非常操劳，“傻大姐”的好心肠也表现在自己的弟弟身上。第二，某周末，我与剑平一起到水头中学看望“傻大姐”。晚饭后我们打牌消遣，我与剑平对家，“傻大姐”与她水头中学最要好的一位女友对家。一局牌快结束了，我们也始终不知道大小王在哪里，大家都纳闷，且发话认为牌丢了。最后两张时才发现，原来都在“傻大姐”女友手里，那时两张王都已经作废了。我们哄堂大笑，笑“傻大姐”女友不会出牌。她本人也跟着大笑，非常自得，认为自己能抓两张王。专吃榨菜的弟弟，出牌确实傻的女友，是不是与“傻大姐”关系密切的，都有点“傻气”？我与“傻大姐”关系也很密切呀，我傻在哪里，要同学们指出了。

几年前，“傻大姐”的女儿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夫妻两人一起送女儿入学读书。在北京，“傻大姐”一家三口人请我吃饭。惭愧，到北京还是他们抢着请，我欠“傻大姐”的。“傻大姐”的女儿劲草，当年高考分数600多，一付聪明的样子。难道遗传基因不起作用？还是要隔代遗传？“傻大姐”当时送我一包自己晒的淡虾，味道真鲜美。

毕业后所有的同学聚会，“傻大姐”都赶来参加，其积极性之高，可以与我比美。“傻大姐”如此记挂同学的情谊，叫我感动。同学闲聚闲聊时，我们自然会想起可爱可亲的“傻大姐”。今年春节在温州，与何平在宾馆闲聊，又思念起“傻大姐”。于是，当场电话，让“傻大姐”猜我们是谁。“傻大姐”真是冒“傻气”，猜得不着边际，气得我们当场痛喝：“傻大姐！”这一声称呼里，其实包含了我们多少的同学情谊！

最后，补充一句，以为“傻大姐”平反：“傻大姐”极其聪明，做教师也非常出色，她女儿的遗传基因一点也没错！